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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后，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工作也隨之提上了日程。在東京審判期間，總共擬定了28名甲級戰(zhàn)犯，這里面幾乎個個都是臭名昭著的劊子手。就比如說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等等。不過在這28名甲級戰(zhàn)犯當中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存在，因為他一人沒殺，卻罪孽比誰都深，這個人就是“大川周明”。

為什么說大川周明特殊呢?

一來，其他27個甲級戰(zhàn)犯無一例外都是官方人士，或軍方首腦，或政府代表，只有大川周明是沒有官方背景的，他的本職工作是一個作家。

二來，這些被認定為甲級戰(zhàn)犯的人，身上個個都背負血債，即便是文人首相廣田弘毅，也對日軍的屠殺罪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大川周明就不一樣了，他非但沒有直接參與過殺戮，也沒有間接性地慫恿或支持過屠殺行動，終其一生，他都在用一支筆寫作。

那么，一個作家怎么就成了甲級戰(zhàn)犯呢?問題就出在他寫的書上。

不得不說，大川周明是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文字天才，從小就才華橫溢，精通中文、英文、法文、德文，甚至希臘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語，堪稱一座“行走的圖書館”。

然而，大川周明沒有把才華用在研究學問上，而是用在了宣傳法西斯思想上，被稱為“日本法西斯之父”。

看看他寫過的書吧：《論日本國土之擴張對象是中國》《論東南亞地區(qū)是日本勢力范圍》《試論日本是亞洲之主宰者》《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之民族》……其膨脹的心態(tài)完全不掩飾。

更夸張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川周明許多文章都被選入日本中學生的教材，對日本中學生的“三觀”產(chǎn)生了致命的影響。

可以說，大川周明雖然未曾直接參與戰(zhàn)爭，但他所宣揚的法西斯理論，卻成了支撐日本軍國主義的核心理論，成為日本法西斯用以侵略擴張的《九陰真經(jīng)》。

就像遠東國際法庭的中國代表梅汝璈在提出對大川周明的訴訟時所說的：“該戰(zhàn)犯系日本種族主義理論的主要倡導者，近二十年來，寫了大批對外侵略的文章!”

然而，這個憑借筆桿子“紅極一時”的甲級戰(zhàn)犯，到了法庭上面對審判時，卻讓人大跌眼鏡，完成沒有了寫作時的形象。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法庭初開庭不久，輪到大川周明受審時，這個瘦骨嶙峋的家伙，一改往日干凈利落的形象，竟然光著上身，鼻涕橫流，對著眾位法官和陪審人員笑個不停，甚至還當眾擊打東條英機的頭，一度讓審判工作無法進行下去。

而等到休庭期間，大川周明繼續(xù)著自己的表演，在記者面前完全不顧形象，恨不得讓全世界都知道他瘋了。與此同時，他的訴訟律師則趁機向法官提出了要對其進行精神鑒定的要求。

明眼人都看得清楚，這無非是大川周明用以自保的伎倆罷了，然而架不住他厚顏無恥的撒潑耍無賴，法庭最終同意對其進行精神鑒定。

那么，最終的鑒定結(jié)果是什么呢?他還真患有精神病!看來那時候的精神鑒定也不靠譜。

此后，大川周明一直住在醫(yī)院里，直到1948年東京審判庭宣布解散，大川周明也隨之出了院。在聽到這個消息后，梅汝璈曾怒斥：“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然而，梅汝璈又能怎樣呢?所謂弱國無外交，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強大的國力去實施強硬的外交手腕，審判的決定權(quán)更多的落在美英等國手中，對于這樣荒唐的結(jié)果，我們除了痛心之外，別無他法。

直到1957年，大川周明在臨死之際才交代說，他當年的表現(xiàn)都是裝出來的。

這句話，不知道打了多少人的臉。

當然，對那些大人物來說，打多少次臉人家都不會臉紅，因為人家根本就沒有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