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創(chuàng)建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深得漢武帝的贊賞，系統(tǒng)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tǒng)”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主張被漢武帝所采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tǒng)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

漢武帝上臺后，他急需要解決一個問題，就是解決諸侯封國的問題。占據(jù)西漢一大半領土的諸侯封國，已經(jīng)嚴重地阻礙了作為一個大統(tǒng)一國家的西漢王朝的發(fā)展，并且還有各自為政，分崩離析的可能。雖然漢武帝他爹漢景帝打贏了“七國之亂”的戰(zhàn)爭，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當時漢武帝四處征求意見，怎么非常合理地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就在這種情況下，一直進行著傳道受業(yè)，天下聞名的大儒董仲舒，進入了漢武帝的視野。漢武帝先后三次召見了董仲舒，而且很快就喜歡上了董仲舒的主張。

董仲舒向漢武帝上了什么主張呢?一是“天人感應”，二是“大一統(tǒng)”，三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漢武帝為什么會喜歡董仲舒這個主張呢?因為董仲舒說的意思是，君權(quán)是上天賜予的，不容動搖的。在這種情況下，天下是要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為了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最好的辦法，就是“獨尊儒術(shù)”。董仲舒在理論上解決了漢武帝必須要削藩，必須要實行皇帝高度集權(quán)的問題，所以漢武帝非常喜歡，開始實施董仲舒的主張。

不僅如此，漢武帝還讓董仲舒去參與實踐他提出的理論。這就是把他放去當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劉非就是一個想稱霸造反的諸侯，董仲舒去了后，他大為高興，把自己比作是齊桓公，把董仲舒比作是管仲。這顯然與董仲舒提倡中央集權(quán)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就多次規(guī)勸他。

可以說，漢武帝派董仲舒去后，目的基本達到了。這時候，漢武帝決定把董仲舒提拔到中央來，擔任更重要的職位。不過，這時候，董仲舒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是主父偃。主父偃也是想做大的，他當然不愿意董仲舒做大，于是就把董仲舒剛給漢武帝寫好的一份奏折，拿去提前交給漢武帝。交給漢武帝后，漢武帝大怒，罷了董仲舒的官。

漢武帝為什么會大怒呢?原來，當時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和遼東高廟發(fā)生了兩次大火。董仲舒便想借這兩次大火的機會，規(guī)勸漢武帝實施仁政，否則，會受到上天的處罰。照理說，這話也沒錯啊，漢武帝為啥要生氣呢?原來，漢武帝和董仲舒都是極其聰明的人，他們都在打著各自的算盤。

董仲舒提倡“天人感應”，有表示“君權(quán)神授”的意思，同時也有“神權(quán)”約束“君權(quán)”的意思。就是說，皇帝你不能為所欲為，要受上天的制約。但問題是，這個“上天”在哪里呢?沒在哪里，在大儒的口里。大儒說，這是“上天的懲罰”，便是“上天的懲罰”。這樣一來，董仲舒這樣的大儒，就成了控制皇帝的人。這還了得!所以，漢武帝要罷董仲舒的官。漢武帝這樣打擊董仲舒，是要董仲舒明白，你的主張，只能對削藩起作用，不能對控制“君權(quán)”起作用。

罷官不久，漢武帝又啟用董仲舒，讓他擔任另一個諸侯王膠西王劉端的國相。劉端這個人，更兇殘，想造反的心更大。漢武帝是想讓董仲舒再幫他勸化一個諸侯王。不過，這時候，董仲舒對漢武帝曲解他的主張，已經(jīng)有些灰心喪氣，所以，只干了四年，就辭官回家，只做學問，再不趟政治這渾水了。

再說主父偃。他阻止了漢武帝重用董仲舒后，自己獲得了漢武帝的信任。他是如何獲得漢武帝信任的呢?原來他給漢武帝出了一個“推恩令”的主意，不是從“道”的層面，而是從“術(shù)”的層面，徹底解決了西漢諸侯國的問題。顯然，漢武帝覺得，這比董仲舒的好用多了。

漢武帝為什么選擇了董仲舒的儒學?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漢武帝看中董仲舒的究竟是什么?秦末的亂世留給漢高祖劉邦的就是一堆爛攤子，人口從2000萬減少到1300萬，大量的荒地無人耕種。劉邦和他的子孫文帝、景帝，只能對內(nèi)與民生息，對外韜光養(yǎng)晦。他們對北方的匈奴好生相待，以金帛換和平，還送公主嫁給匈奴的首領，好不容易贏來了五十年左右的太平歲月。

漢武帝是一個有福的君主。等到他即位，國家有實力了，國庫堆滿了金銀財寶，人口也增長到3600萬。野心勃勃的漢武帝想振奮一把，重溫大秦的帝國夢想。要實現(xiàn)帝國夢光有實力不行，還得有一套治理國家的理論。懂得一點政治學的都知道，成功的政治統(tǒng)治，最重要是靠兩塊基石：一是具體的治理術(shù)，二是抽象的合法性理論。

秦始皇當年靠法家的治理術(shù)統(tǒng)一了天下，但漢武帝是明白人，他非常清楚，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垮臺這么快，就是因為法家不能收服人心啊!要天下眾生服服帖帖，認定大漢王朝具有統(tǒng)治的合法性，代表天命，就需要有一個大理論。如何治理國家，漢武帝很內(nèi)行，但合法性理論，他完全外行，要有真才實學的人獻計獻策，為他幫忙。

可能你會想，孟子講的王道政治不是一套合法性理論嗎?漢武帝為什么不現(xiàn)成拿來用?你一定記得，在孟子看來，只有對百姓施仁政，才符合天命，而漢武帝要北征匈奴，南伐蠻夷，顧不上百姓的利益。何況孟子還認為人人皆可為堯舜，也可以代表天命。漢武帝很討厭在政治權(quán)威之外，還有另一種跟自己過不去的思想權(quán)威。他想獨霸天命，尋找一個讓君權(quán)直通宇宙的壟斷性理論。于是，儒家要為君王所用，就要調(diào)整自己的理論，提出一種君王能接受的儒學新形態(tài)。董仲舒就是完成這個內(nèi)部調(diào)整的人。

董仲舒又是如何調(diào)整儒家學說的呢?

董仲舒是博覽群書的大儒，據(jù)說他“三年不窺園”，三年里都埋頭苦讀，不到園子里逛，這樣寫出了一部大書《春秋繁露》。慕名而來的粉絲很多，董仲舒故作神秘，像慈禧太后的垂簾聽政一樣，隔著帷帳給學生上課，眾多門生只聞其聲，未見其人，把董仲舒奉為圣人。消息傳到漢武帝那里以后，漢武帝馬上下旨：把他找來，我要考考他!

在年輕有為的漢武帝面前，董仲舒從容不迫，侃侃而談，拿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個亮點：一個是“天人感應”，另一個是三綱說。古代中國人最看重的是天與人的關(guān)系。孔子提出仁，打破了巫師的傳統(tǒng)，可以繞過君權(quán)，通過人的心靈和天命合一。這叫做“天人相通”。但是董仲舒卻認為，人與天的關(guān)系和心靈無關(guān)，必須經(jīng)過君權(quán)的中介。天人之間，只是外部感應的關(guān)系，比如說天上掉了一顆流星，就是人間死了一個偉人。這就叫“天人感應”。

為什么流星跟偉人有關(guān)系呢?因為董仲舒把先秦的陰陽五行說，引進了本來具有人文主義傾向的儒學，發(fā)明了一套體系龐大的陰陽五行宇宙論。董仲舒接著陰陽五行的說法，說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每一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個天命。五行就是天命中的五種道德，朝代的更替就是天德的輪替，木德、火德、土德、金德、水德，循環(huán)往復，這叫做“五德終始”。

比如，夏朝是木德，被金德的商朝所克;而金德的商朝又被火德的周朝所替代。秦朝太短命了，不能算有德的朝代，于是，取代周朝的漢朝就是水德王朝。玄乎乎的陰陽五行說到了漢代，經(jīng)過董仲舒的理論包裝，竟然成了漢代官方思想的一部分。現(xiàn)在來看，漢朝的人，無論朝廷的皇帝，還是民間的百姓，都有點神秘兮兮。漢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樣，迷信鬼神，到處求仙，恨不得自己萬歲萬萬歲，大漢王朝也能千秋萬代，永世長存。儒生也投皇上所好，把比較理性的儒學搞成神秘主義的政治神學。

你可以說這種神神道道的政治神學幾乎是回到了巫師傳統(tǒng)，是儒學的大倒退。不過呢，融入了陰陽五行的董仲舒儒學，在漢代卻比孟子的仁政更有說服力。秦漢畢竟距離遠古不遠，那時候更能打動人心的，不是心靈中的道德自覺，而是冥冥中的神秘力量。

漢代的社會政治秩序，也是建立在這種神秘力量基礎上的，那就是你非常熟悉的“三綱說”。

在這之前，西周有一套以禮樂為中心的秩序，孔子也提出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認為，在仁和禮之間，首先應該解決禮的問題。到了董仲舒，又給這套秩序安上了一個宇宙論的基礎。董仲舒說：天上有三光，日、月、星辰，對應著人間有“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禮的社會秩序，就成了政治神學的一部分。三綱說后來被稱為“綱常名教”，從漢武帝之后，歷經(jīng)兩千年而不衰，成為儒家思想的核心。

“天人感應”和“綱常名教”，董仲舒的這兩部分思想，后來的命運截然不同。天人感應這套，偏離了儒學人文理性的本色，被后世的宋明理學看不起，看作是歪門邪道。但是三綱說卻一直延續(xù)，成了古代社會秩序的核心。現(xiàn)在你明白了，為什么董仲舒把儒學引入了廟堂，但總體來看，后世對他的評價并不高。他讓儒學被皇帝接受，但是也付出了代價，犧牲了儒學人文和理性的本色。

為什么漢武帝會看上董仲舒的學說?簡單地說，董仲舒提出兩套方案都是漢代統(tǒng)治者急需的，陰陽五行宇宙論作為一套形而上的政治理論為漢朝解決了統(tǒng)治合法性的問題;而作為形而下的三綱說解決了社會秩序的問題，而且一直延續(xù)下來，成了古代社會秩序的核心。漢代儒學沿著董仲舒的思路，變得越來越神秘，這決定了它的命運難以長久。從魏晉到唐末，儒學受到佛教沖擊，經(jīng)歷了八百年的低潮期，到北宋才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