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作為唐代職務犯罪案件實踐的具體執(zhí)行者，同時也是唐代職務犯罪案件的行為主體，其必然在職務犯罪實踐過程中，充分行使運用自己的階級特權，從而保護自己集團整體利益。

唐代從法律制定之初，就必須有官僚的參與，律法制定后，必須由官僚予以具體執(zhí)行，皇權的意圖轉變?yōu)閷嵺`，以及法律的實施，都離不開官僚。

中國官僚制度在戰(zhàn)國到秦代時期產(chǎn)生之初，完全依附于皇權，從戰(zhàn)國開始，皇權集權開始逐步取代、蠶食貴族權力，直至秦代形成了皇權專制下的官僚制度。

在這種制度下，官僚不再像貴族一樣世襲，官僚的權力也不再像貴族特權一樣，是基于身份取得，在官僚制度下，官僚的權力需要由皇權授予、確認。

在所有制、社會制度的深刻變革下，此時官僚的權力“轄區(qū)”、所管理的事物不再是為官僚本身所有，而是在皇權的委托之下，從事國家事務管理的皇權“輔助人員”，沒有皇權的授權，官僚權力不論是在本質(zhì)上還是形式上，都是不合法的。

因此，在官僚制度產(chǎn)生之初，官僚是完全依附于皇權的，但官僚不僅僅滿足于單純的執(zhí)行者角色，其充分發(fā)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在形成相對于皇權獨立的運行體系后，開始謀求擺脫、反制皇權，或是以多種手段謀求自身利益，甚至為了謀取自身利益而違背統(tǒng)治者意圖。

官僚的權力來源于皇權的授予，這就決定，官僚必須是皇權的支持者、維護者，沒有皇權的授權和確認，官僚的權力來源、官僚命令的執(zhí)行力就成為無源之水。

同時，沒有官僚的支持，皇權無法穩(wěn)固，沒有官僚參與社會管理、國家治理，皇權的意圖永遠無法實踐，皇權的行使就成了無本之木。

皇權與官僚互相支持、互相依附的關系，決定了皇權必須授予官僚特權，這既是為了便于官僚執(zhí)行管理事務，同時也是為了便于拉攏、獲取官僚的支持;

另一方面，官僚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必然會形成自己的專屬利益，為了維護、擴張這種專屬利益，官僚也必將爭取、維護自身特權。

針對官僚的特權，在唐朝的立法、執(zhí)法、司法實踐中均有所體現(xiàn)。在立法方面把針對官僚特權的“八議”、“上請”、“減”、“官當”等維護官僚集團特權的制度、規(guī)則明確為法律，需要皇權的遵守、配合、執(zhí)行，一方面充分體現(xiàn)了皇權對于官僚特權的維護認可，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出了官僚對自身特權的追求。

在唐朝職務犯罪的執(zhí)法、司法實踐過程中，對官僚特權的維護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以長孫無忌帶刀入殿案為例，校尉雖然符合職務犯罪的主體構成要件，屬于享有特權的官僚，但其特權屬于低級特權，雖然屬于官僚集團之列，但相對比長孫無忌這種高級文官、腦力勞動者的特權;校尉屬于低級武官、體力勞動者。

高級官員與低級官員之間特權的差異，也體現(xiàn)出唐代官僚特權設置的基本原則，以官位的高低決定特權的大小。

官僚特權在本案中的體現(xiàn)，突出表現(xiàn)在對長孫無忌的處理之上，一是對該案的處理，由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過問、親自決定，結合長孫無忌的身份，這極有可能是因為適用了“八議”程序，因史書記載不明確，無法予以進一步確定，但能夠從審判參與人員的級別、權力中窺見長孫無忌所享有的特權。

二是在對長孫無忌處罰的執(zhí)行方面，在長孫無忌處犯應處死刑的罪名下，即使適用“八議”的規(guī)定，仍應做出相應處理。但在實際的執(zhí)行過程中，在史書記載中未見，貞觀元年對長孫無忌做出降職、免職、罰銅等處理，反而“遷吏部尚書”。

在長孫無忌犯下應處以死刑的犯罪后，不了了之并獲得升遷，或許不是因為對戴胄一“秀”君臣留名的考慮，這件事根本不會出現(xiàn)在史書之中。

對長孫無忌的不處理、校尉的輕處理，體現(xiàn)了唐代官僚特權，能夠完全左右職務犯罪案件的處理結果，官僚特權能夠左右唐代職務犯罪實踐。

從官僚權力的最初來源來看，官僚權力來源于皇權、附屬于皇權，官僚是皇權的統(tǒng)治工具，輔助皇權從事國家治理、社會管理。

在具體的管理行為中，官僚作為權力的行使者、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共享者、特權的所有者，在權力運行過程中，官僚所受到的監(jiān)督、制約除了皇權及代表皇權的監(jiān)察官員的制約，受到的其他制約幾乎沒有。任何沒有有效制約的權力都會自行尋租，誘使權力所有者尋求自身利益，這是權力本身的特有屬性。

從這一點來講，觀唐代官僚權力的不斷擴張，類似于現(xiàn)當代行政權的擴張演變路徑，一般來說，官僚權力擴張路徑分為三種：

第一是將皇權轉化為官僚權力，官僚通過與皇權之間的權力斗爭，以便于管理的名義，把原本屬于皇權專屬行使的部分權利，納入官僚體系權力范圍之內(nèi)，并在實踐中逐漸固化為官僚權力。

第二是某個官僚或者官僚集團，從另一個官僚或官僚集團中爭奪權力，屬于各個官僚之間的權力劃分的問題。比如在唐玄宗時期，唐朝在繼續(xù)沿用舊有執(zhí)事官，如戶部度支等司中官員來管理財富，但同時又任命轉運史和判度支等新型使職，作為補充。該種新型使職的出現(xiàn)，就是官僚權力集團內(nèi)部權力爭奪的一種體現(xiàn)。

第三是將原本由被統(tǒng)治階級自主事項轉化為管理事項，或者對被統(tǒng)治階級科以新的義務。這種權力的擴張?zhí)貏e突出體現(xiàn)在稅負領域方面，比如提高的稅負，將原本無須納稅事項擴充入應納稅事項，這都是官僚權力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促使自身權力擴充的一種方式。

對唐代職務犯罪實踐而言，官員權力擴張對職務犯罪案件的影響，集中體現(xiàn)在“元載案”的處置過程中。比如元載曾請求皇帝下詔令，將任命六品以下的官員的權力賦予其個人行使時，元載通過對吏部、兵部官僚集團的利益進行爭奪強化了自己的權力，方便其謀求自身利益。

通過該案例可以分析得出，官員權力的擴張，甚至對皇權的掠奪，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唐代職務犯罪案件的查處，及對涉事人員的處罰、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