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后周諸將發(fā)動陳橋兵變，擁立宋州歸德軍節(jié)度使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下面由知秀網小編給大家?guī)磉@篇文章，感興趣的小伙伴接著往下看吧。

宋朝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極為繁榮的一個朝代，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創(chuàng)新高度繁榮，其民間富庶程度和社會經濟的繁榮甚至遠超盛唐，然而就是這么一個繁榮的朝代，卻在面對外敵時屢屢戰(zhàn)敗，最終被迫兵敗南遷、偏居一隅。而宋朝之所以會出現“國富兵弱”的現象，主要源于其特殊的軍事制度。

原因一：宋朝主力軍隊為禁軍，號稱八十萬但實際戰(zhàn)力極差

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后，為避免五代十國武強文弱、武將奪權的局面再度出現，開始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在“杯酒釋兵權”將禁軍兵權收歸皇帝的同時，又推行“強干弱枝”的軍事制度，從而使禁軍成為了宋朝的絕對主力軍隊。

北宋初期，宋朝的軍隊主要由禁軍、廂軍、鄉(xiāng)兵和蕃兵組成，而所謂的“強干弱枝”，便是指定期從廂軍、鄉(xiāng)兵中選拔精英，組建東京禁軍的制度。如此一來，直屬于中央朝廷的禁軍，便成為了全國最精銳的軍隊，從而有效避免了地方勢力的崛起。

由于禁軍不斷從廂軍、鄉(xiāng)兵中抽血，直接導致了后者戰(zhàn)斗力的不斷下滑?！端问贰け尽酚休d，“諸州之鎮(zhèn)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廂軍由于長期遠離戰(zhàn)場，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漸漸淪為了從事工役或雜役的“役兵”。而本就是不脫產武裝力量的鄉(xiāng)兵，除了與遼﹑西夏接壤地區(qū)的鄉(xiāng)兵還保有一定戰(zhàn)斗力之外，其余地區(qū)的鄉(xiāng)兵更是已經與普通農民無異。

兩宋時期，朝廷對外作戰(zhàn)主要依靠的便是禁軍，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禁軍的戰(zhàn)斗力下滑同樣極為嚴重。根據錢穆的《國史大綱》記載，北宋初期的禁軍只有二十萬人左右，后經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時兵力便已達八十余萬?！独m(xù)資治通鑒·宋仁宗慶歷八年》同樣有載，“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余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xiāng)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剩員等不在此數”?？梢?，八十萬禁軍這個數字，并不為虛。

既然禁軍兵力如此充裕，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戰(zhàn)斗力的下降呢?主要便是由于宋朝兵源素質的下降，由于廂軍、鄉(xiāng)兵戰(zhàn)斗力的下降，本就影響了禁軍的選拔質量，而從北宋中期開始，朝廷除了繼續(xù)從廂軍、鄉(xiāng)兵中選拔禁軍之外，還從民間募集了大量士兵，甚至在災荒年份直接募集流民充入禁軍。如此一來，禁軍的兵源質量豈能不受影響?到北宋末期時，禁軍中的騎兵甚至已經淪落到了連馬都不會騎的地步。

而除了兵源素質的下降之外，由于兵力來源的極度混雜，又滋生了軍隊內部的嚴重腐敗，吃空餉現象在禁軍中便極為嚴重。到北宋末期，面對氣勢洶洶的金兵，禁軍雖然號稱擁兵八十余萬，但京師三衙所能抽調的軍隊，卻僅僅只有三萬余人，以至于宗澤等人不得不臨時招募軍隊抵抗金兵入侵。

原因二：奇葩的“內外相維”制度，導致兵無常帥、將不知兵

僅僅限制地方軍隊戰(zhàn)力，趙匡胤認為仍然遠遠不夠，他認為還必須限制武將對軍隊掌控力度，因此便又出現了“內外相維”制度，也就是將禁軍一分為二，其中殿前軍主要負責戍衛(wèi)京城，而侍衛(wèi)親軍則負責駐守各地。

如此，由于京城始終保持著數量極為可觀的禁軍精銳，一旦地方發(fā)生叛亂，朝廷便可迅速調集兵力予以剿滅;而如果京城發(fā)生叛亂，各地駐扎的禁軍在聯合地方軍隊之后，也足以回師勤王。這樣便形成了內外牽制之勢，國家便也就穩(wěn)定了。

與此同時，宋朝還規(guī)定，京城禁軍和地方守軍必須定期調動，這種輪流駐防的方式被稱之為“更戍法”，且將領不隨軍調防。如此，由于士兵經常換防，便達到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目的，有效防止了各級將領對軍權的掌控。

然而，“兵無常帥、將不知兵”固然防止了將領做大，但同樣導致軍隊戰(zhàn)斗力和將領才能根本無法發(fā)揮，軍隊的凝聚力和忠誠度也很難得以保證。

原因三：復雜的統兵調兵制度，軍隊戰(zhàn)斗力難以發(fā)揮

宋朝官制的一個典型特點，便是權力分散，而軍隊系統同樣如此，為了確?；实蹖婈牭恼瓶亓Χ?，宋朝對軍權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分割，再加上“以文制武”的管理方式，結果導致軍隊戰(zhàn)斗力根本無法保證。

在禁軍系統中，殿前司和侍衛(wèi)親軍司分別負責統率殿前軍和侍衛(wèi)親軍，后又因侍衛(wèi)親軍司和殿前司長官長期虛而不置，導致侍衛(wèi)親軍司又逐漸分為了侍衛(wèi)馬軍司和侍衛(wèi)步軍司兩個衙門，分別負責統領侍衛(wèi)騎兵和侍衛(wèi)步兵，而殿前司、侍衛(wèi)馬軍司和侍衛(wèi)步軍司便被稱為“兩司三衙”。

同時，宋朝將統兵、調兵、率兵權力完全剝離，其中“兩司三衙”只有統兵之權，而調兵之權則歸屬樞密院所有，并在戰(zhàn)時由皇帝親自任命率臣率軍。如此一來，統兵權和調兵權完全分離，即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而“率臣”平時又不掌軍，如此便使皇帝將禁軍牢牢掌握在了手中。

至于兵部，雖然也屬于軍事系統，但為了防止宰相對軍事權力的過多干預，宋朝的兵部只負責管理兵衛(wèi)、儀仗、鹵簿、武舉、民兵、廂軍、土軍、蕃軍等非正規(guī)軍，同時負責武將升遷管理、地圖儀仗等，完全淪為了服務部門。不過，兵部雖然掌管著武將的升遷，但武官銓選卻不屬于兵部，元豐改制前由審官西院管，改制后則由吏部負責。

此外，宋朝還有一個對軍事制約極為嚴重的制度，那便是監(jiān)軍制度，而其目的則是“以文制武”。宋朝軍隊在出征之前，朝廷往往會派遣文官或宦官充任監(jiān)軍，這些監(jiān)軍雖然不善軍事，但卻對武將擁有著極大的制約作用，甚至可以直接插手軍事指揮。而更為嚴重的是，武將甚至沒有謀劃軍事戰(zhàn)略的權利，這方面往往也由中央朝廷直接干預。

如此復雜的統兵調兵制度，雖然確保了朝廷對軍權的嚴密把控，維持了朝廷統治的穩(wěn)固，但也使得軍隊戰(zhàn)斗力受到極大制約。宋初，由于軍隊戰(zhàn)斗力極為強橫，這種弊端影響尚不算大，但到了宋朝末期，這種弊端可就足以致命了。

原因四：“燕云十六州”的丟失，宋朝基本處于被動挨打局面

除了軍隊戰(zhàn)斗力無法保證之外，宋朝軍事長期處于被動的另外一個原因，便是“燕云十六州”的丟失。正所謂“失嶺北則必禍燕云，丟燕云則必禍中原”，“燕云十六州”的丟失，可以說對中原王朝的北方安全，是個致命威脅。

所謂幽(燕)云十六州，主要指的便是今天北京、天津北部，以及河北、山西北部地區(qū)，包括燕(幽)、薊、瀛、莫、涿、檀、順、云、儒、媯、武、新、蔚、應、寰、朔等十六州。因地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因而一直都是中原政權東北方向的重要防線，戰(zhàn)略位置極為重要。

燕云十六州丟失之后，華北平原以北便再無險可守，游牧民族的鐵騎將縱橫馳奔于繁華富庶的千里平原，晝夜即可飲馬黃河。北宋收復幽云十六州失敗之后，面對契丹的威脅，在丞相呂夷簡的建議下，不得不在太行山與黃河之間修筑大名府，構筑內部防線防止契丹南下。當然，最終的事實證明，這道防線同樣不如燕山南北的天然防線牢固。

縱觀北宋歷史，曾為中原王朝北方防線的“燕云十六州”，反而變成了北宋北伐的屏障，結果導致北宋面對北方游牧民族，只有被動挨打的份，而根本無力主動進攻，這也是北宋對外戰(zhàn)爭以防守為主的主要原因。

原因五：北宋的敵人太過強大，遼國不同于其他游牧民族

五胡亂華之前，北方游牧民族雖然同樣對中原文明造成了極大威脅，但由于其相對落后的生活生產方式，再加上部落聯盟式的統治模式，導致其始終無法形成強大合力，對中原王朝無法構成毀滅性的威脅。

而隨著西晉末年“五胡亂華”的爆發(fā)，北方進入民族大蓉和時期，雖說這一時期誕生了不少統治極為殘暴的少數民族政權，但以北魏、北周為代表的政權，卻也在積極推行漢化，他們從中原學習了大量先進知識，甚至吸收了相當的漢族人口，這使得北方游牧民族進入發(fā)展快車道。

歷經隋唐再到五代十國，北方游牧民族一改之前松散的統治方式，建立了契丹這個龐大的國家。契丹不同于此前的游牧民族，除了生活生產方式與中原不同之外，其組織架構已經相當先進，不僅有著完整的統治體系，而且開始加強集權統治，并有針對性實行了契丹式的“一國兩制”，自身依舊保持游牧風俗和統治方式，而對“燕云十六州”則實行中原統治模式。

也正是從契丹王朝開始，遼國、金國、蒙古、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已經完全脫離了游牧民族那種松散的結構，這使得他們能夠調動出更大的力量來攻打中原王朝，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北方游牧民族開始真正對中原王朝具備了毀滅性的打擊能力。

要知道，契丹立國可是比北宋還要早50多年，當北宋還在致力于統一中原的時候，契丹已經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北宋唯一擊敗契丹(遼國)的機會，就是耶律賢被殺之后，可惜“雍熙北伐”以失敗告終。

自“雍熙北伐”之后，北宋再也無力進行北伐，雖然此后遼國也逐漸衰弱，但北宋同樣進入衰弱期，結果遼國和北宋皆被后起的金國所滅。至于到了南宋時期，面對迅速崛起的蒙古帝國，除了初期隨著募兵制的推行擁有一戰(zhàn)之力外，也只能偏居一隅苦苦抵抗。

綜上所述，造成北宋“國富兵弱”局面的，除了北宋自身兵制這個主觀因素外，其實還有“燕云十六州”丟失和敵人太過強大等客觀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