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中對此事件著墨近五百字，但主要是一大堆人名，而過程的敘述極為簡單：

秋七月丙辰，如太子山。戊午，皇太叔重元與其子楚國王涅魯古及陳國王陳六、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覩、衛(wèi)王貼不、林牙涅次薄古、統(tǒng)軍使蕭迭里得、駙馬都尉參及弟術者、圖骨、旗鼓拽刺詳穩(wěn)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餒臧提點烏骨、護衛(wèi)左太保敵不古、按答、副宮使韓家奴、寶神奴等凡四百人，誘脅弩手軍犯行宮。時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敦睦宮使耶律良等率宿衛(wèi)士卒數千人御之。涅魯古躍馬突出，將戰(zhàn)，為近侍詳穩(wěn)渤海阿廝、護衛(wèi)蘇射殺之。己未，族逆黨家。庚申，重元亡入大漠，自殺。辛酉，詔諭諸道。壬戌，以仁先為北院樞密使，進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南院樞密使，蕭韓家奴殿前都點檢，封荊王。蕭惟信、耶律馮家奴并加太子太傅。宿衛(wèi)官蕭乙辛、回鶻海隣、褭里、耶律達不也、阿廝、宮分人急里哥、霞抹、乙辛、只魯并加上將軍。諸護衛(wèi)及士卒、庖夫、弩手、傘子等三百余人，各授官有差。耶律良密告重元變，命籍橫帳夷離堇房，為漢人行宮都部署。癸亥，貼不訴為重元等所脅，詔削爵為民，流鎮(zhèn)州。戊辰，以黑白羊祭天。

同樣是敘述這段歷史，《天龍八部》中做了很大的發(fā)揮。小說給讀者的印象如下：

1、重元本無謀反之心，完全是被兒子涅魯古的野心鼓動甚至脅迫;

2、道宗事先完全不知情，是在非常被動的狀態(tài)下，倚靠蕭峰一人之力扭轉局勢，保住地位;

3、重元與涅魯古來勢洶洶，叛軍極眾，而道宗的護衛(wèi)極少，情形危急。

第一點是重元的內心世界，不便加以討論，但對照《遼史》的記載，后兩點則是不符史實的，這主要是為了塑造蕭峰之英雄氣概。首先，道宗事先已得到耶律良的密告，知道重元會叛變，并非不知情;其次，重元一方是四百余人脅弩手軍犯行宮，而耶律洪基這一方也有勇將及數千士卒御之，兩方的兵力并非懸殊。而且遼以“捺缽”為朝廷，地方政府是固定下來的“城國”，而中央政府則是春夏秋冬四季變動的“游國”，所以道宗出獵所在的行宮，應該就是帶著整個朝廷在行動，防御力量不見得會比平時弱。從戰(zhàn)局來看，雙方也算是勢均力敵，而且道宗更占優(yōu)勢，重元的機會主要就在于那出其不意的一擊。

因此，重元的叛亂，并非有一個絕佳的機會，而更多的顯現(xiàn)出一種被逼迫而不得已為之的特征。事實上，道宗之前就對重元的強大勢力深為怵惕，也做出了將涅魯古外放的舉動。

所以，重元叛亂，應有如下幾個因素促成：

1、道宗加快推行的漢化措施在客觀上損害了契丹人，尤其是契丹權貴的利益;

2、以涅魯古為首的契丹本土主義者要求維護自身的利益;

3、重元自身積累下的號召力與皇太弟、皇太叔等身份，契丹傳統(tǒng)社會的繼承觀念等可為謀反的合法性做一定解釋，而且重元本人也傾向于民族保護主義;

4、道宗的戒惕之意無形中給重元集團以壓力。

總的歸結起來，這些都反映了要保持本民族傳統(tǒng)還是要漢化之間的沖突，而重元與其說是這場叛亂的領導者，倒不如說是兩種文化沖突之間的犧牲者——他本可在青史留名，無論是出于兄弟之誼還是本性仁厚抑或其他原因，他曾幫助興宗渡過了最大的統(tǒng)治危機，他曾為契丹人的利益而請命，而且身處戎職時從未離輦下，盡忠盡責。在史書上難以看出動機，但卻可以看到事實，所以無論怎么說，他的這些事跡，都是值得贊揚的——忠于國、忠于民族、忠于兄長。但他卻不幸被沖突推上了風口浪尖，在人生行將結束時，為自己點上了叛臣的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