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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在位初、中期，清王朝走向了鼎盛，號稱是“乾隆盛世”。客觀地說，乾隆帝的文治武功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是較為突出的，他所開創(chuàng)的盛世也是封建時代的“極盛”。但到了乾隆晚年，隨著人口急增、土地兼并等社會矛盾的激化，以及官僚腐敗現(xiàn)象的加劇，盛世的光芒逐漸褪去，而白蓮教起義的爆發(fā)便是由盛而衰的象征事件。

白蓮教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它的爆發(fā)和失敗又經(jīng)歷了怎樣一個過程?清廷為此又付出了多少代價?這一系列問題，是很多人都較為關注的。我們將時間退回到200多年前的那個時代，去解讀這個歷史的重大事件。

以“彌勒降生”、“明王出世”號召群眾的白蓮教在元、明、清三代均被似為異端，而被歷代統(tǒng)治者加以取締。及至清初，順治十三年(1656)十一月初七日，順治帝諭禮部：

“儒、釋、道三教并垂，皆使人為善去惡，反邪歸正，遵王化而免禍患。此外乃有左道惑眾，如無為、白蓮、聞香等教色名，邀集結(jié)黨，夜聚曉散，小者貪圖財利，恣為奸淫，大者招納亡命，陰謀不軌……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該地方官，在外督、撫、按、道有司等官，設法緝拿，窮究奸狀，于定律外加等治罪。”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乾隆三十九年(1774)，白蓮教支派清水教首領王倫起事，清廷平定后，對秘密宗教進行了更為嚴厲的鎮(zhèn)壓。乾隆四十年(1775)，河南巡撫徐績破獲混元教(白蓮教一支)，處死十四人，發(fā)邊充軍者三十一人。在被發(fā)配的教徒中，有一個名叫劉松的人，他在發(fā)配地甘肅與前來探望的徒弟劉之協(xié)“商復舊教”，將混元教改為三陽教，并將眾多教徒送往劉松處秘密安頓。

乾隆五十九年(1794)，劉松在發(fā)配地傳教案發(fā)，劉之協(xié)及其所傳徒弟宋之清、齊林等均在被通緝之列。劉之協(xié)因一起竊案牽連，前往河南撫溝，得到被通緝的消息后，立即潛逃。為了抓獲劉之協(xié)，地方官株連無辜，導致民怨沸騰。面對清廷的暴行，白蓮教首領決定發(fā)動起義。

湖北荊州一帶為準備起義，制造刀槍，囤積糧食，縫制衣帽，后被當?shù)毓俑煊X，只得在首領張正謨的率領下于嘉慶元年(1796)正月初七據(jù)守灌腦灣，以三百多支獵槍、六門土炮、和刀矛弓箭同前來搜捕的清軍對抗。參加這次起義的群眾多達二萬余人，當?shù)馗粦袈櫧芤虿豢榜憷羟迷p，也與張正謨共同舉事。

張正謨、聶杰起事之后，湖北各地紛紛響應，“荊門則有熊道成、陳德本破當陽縣，跨其城池;南則有楊子敖起來陽，譚貴起旗鼓寨;鄖陽則有曾士興、曹海陽起竹山，破竹山、?？?漢陽則有楚金貴、魯惟志起孝感;宜昌則有林之華、覃起耀起長陽”。

是年九月，四川東鄉(xiāng)、巴州及川東、川北各地亦相繼舉兵，“徐添德與弟添壽、王登廷、張泳、趙麻花起達州;王三槐、冷天祿、張子聰起東鄉(xiāng);羅其清、茍文明、鮮大川起巴州;通江則冉文儔、冉天元;太平則有龍紹周、唐大位、王國賢等”，這些舉事隊伍“大股數(shù)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數(shù)百人”。

同年十一月，陜西白蓮教揭竿而起，“馮得仕踞安康之將軍山;翁祿玉、林開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嶺;胡知和、廖明歷、李九萬起汝河、洞河”。于是，楚、川、陜?nèi)“咨徑滩⑵稹?/p>

王聰兒、姚之富轉(zhuǎn)戰(zhàn)三省

王聰兒，是齊林的第四妾，世稱“齊二寡婦”，襄陽人。齊林系劉之協(xié)之土宋之清的弟子，后因教徒日多，另立西天大乘教。乾隆五十九年，劉松案發(fā)，宋之清、齊林均被逮殺。齊林之徒劉啟榮，以及姚之富等人謀劃為齊林復仇，于是便以齊林妾王氏為首領。

嘉慶二年二月，王聰兒、姚之富等聚集萬余人揭竿而起，三月攻襄陽不克便朝樊城而去。王聰兒、姚之富所部紀律嚴明，在所發(fā)的告示中明確要求部眾“務需嚴加管束弟子，毋許一人滋事，違者立斬。”

嘉慶二年三月，王聰兒、姚之富兵分三路，進入河南，襲南陽，攻嵩縣，并數(shù)次擊敗清軍。該部流動范圍從一省擴至楚、豫、陜?nèi)。谛羞M中“不整隊，不迎戰(zhàn)，不走平原，唯數(shù)百為群，忽合忽分，忽南忽北”，以牽制清軍之勢。

同年五月，三路大軍會師于鎮(zhèn)安，在表帶鋪大敗清軍，擊斃護軍統(tǒng)領阿爾薩瑚，不久又在王家坪設伏，重創(chuàng)尾隨而至的清軍。六月，王聰兒，姚之富率軍強渡漢水后，兵分三路入川，穿越大巴山，抵達通江、達州，在東鄉(xiāng)于四川義軍會師。

嘉慶二年八月，王聰兒、姚之富所部由興山北上，再攻襄陽。清廷連忙調(diào)集重兵赴援，此次攻取襄陽的計劃再度失敗，王聰兒、姚之富率軍進入陜西，與從四川北上的李全、樊人杰部在興安會師。

為了對付義軍分股流動作戰(zhàn)，清廷責成參加圍剿的將領“各辦各賊”，令宜綿對付四川的王三槐、徐天德部;令額勒登保對付覃加耀部;令惠齡、恒瑞、慶成對付李全、樊人杰部;令德楞泰、明亮等追繳王聰兒、姚之富，而且“勁兵健馬，俱在德楞泰、明亮一路”。

為了打破清軍的圍剿，王聰兒、姚之富兵發(fā)四路出擊。嘉慶三年(1798)初，王聰兒、姚之富進抵漢中東部，吸引清軍，高均德一路強渡漢水后穿越秦嶺，直逼西安，德楞泰、明亮不得不率兵馳援漢中，王聰兒、姚之富乘機從西鄉(xiāng)奔石泉，在黑石頭渡漢水。該年三月，王聰兒等與高均德等會師。李全、王廷詔一路則從城固北上，出寶雞、岐山。

王聰兒、姚之富所部被清廷視為“賊中首逆”，清軍集中優(yōu)勢兵力追剿。該部入陜后一直被圍追堵截，最終八九千人被困山上，王聰兒、姚之富在突圍無望的情況下，跳崖身死。但高均德，王廷詔、樊人杰等依舊率領部轉(zhuǎn)戰(zhàn)川、楚、陜。

嘉慶四年(1799)，高均德部在四川被殲滅;六年(1801)，王廷詔在川陜交界的鞍子溝兵敗被殺。直至嘉慶七年(1802)，樊人杰在竹山被殲，這支起事的義軍才被徹底消滅。

王三槐、冷天祿以及其他義軍的興衰

另外一支白蓮教的主力王三槐、冷天祿部，被清廷視為“川匪最悍者”，彼等所居“川東數(shù)州縣，皆界連漢南大小巴山，綿延千余里”。嘉慶三年初，王三槐、冷天祿等于清軍大戰(zhàn)于云陽、開縣之間，斷清軍糧道，致使清軍缺餉兩月，鄉(xiāng)勇四散。緊接著又在梓潼廟、九龍山、鐵索橋、金盆池一帶接連大敗清軍。

清軍在武力鎮(zhèn)壓的同時，又采取了招降的手段以瓦解義軍的勢力。王三槐因為經(jīng)不住清廷招降的誘惑，于嘉慶三年八月，去清軍大營談判招撫事宜時，被逮捕解京處死。當這支義軍仍在冷天祿的指揮下與清軍對抗。該年十一月，清軍包圍安平坪，因寨中糧食將盡，冷天祿詐稱請降，以麻痹清軍，乘夜突圍。后來，義軍雖然元氣大傷，但一直出現(xiàn)在巴山蜀水。

白蓮教起義后，清廷號召地方官吏組織團練、鄉(xiāng)勇配合清軍作戰(zhàn)，又在追剿義軍的過程中實行“堅壁清野”的策略。自嘉慶六年(1801)下半年，各處義軍被局限在川、楚、陜交界處轉(zhuǎn)戰(zhàn)。在這種極為艱難的流動作戰(zhàn)中，一支支義軍相繼陷入失?。?/p>

嘉慶六年初，王廷詔在川陜邊界的鞍子溝被俘，解送京師;該年四月義軍首領馬學禮、高天得在大寧二郎壩被俘;同年八月，義軍首領冉天士、王世虎在簡池壩被殺;嘉慶七年(1802)六月，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山戰(zhàn)敗，杳無蹤影;七月，茍文明在寧陜廳花石巖被圍，無法突圍，跳崖身亡;嘉慶八年(1803)三月，馮天保戰(zhàn)死;九年(1804)，茍文潤所率領的額最后一支義軍被擊潰，茍文潤、茍朝九等被俘遇害。

歷時九年的白蓮教起義，最終被清軍鎮(zhèn)壓，但清廷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耗銀二億兩，陜、湖、川三省動撥米345萬石有奇，加上山西、江西、安徽、湖南等省的調(diào)撥，耗費無算。但更重要的是，白蓮教起義給了“乾隆盛世”的致命一擊，撕開了大清王朝虛偽的盛世面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