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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歷史的官職,統(tǒng)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
史官剛剛出現(xiàn)的時候以及在發(fā)展過程中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是不怎么區(qū)分的,后來才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的史官和修撰前朝歷史的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nèi)容,后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歷史。
記錄類的史官編纂的“起居注”,簡單來就說就是記錄古代君王的言行舉止,是一種"神職",能夠?qū)醯难孕信e止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當然,這個職業(yè)風險也比較大。
編纂累的史官所記載的內(nèi)容均為前朝歷史,更多的是具有懲戒借鑒作用,從長遠角度來看,能夠通過歷史記錄去告誡后人,制約當朝的政策,并將當時的政策和前朝政策相結(jié)合比較,從而制定本朝政策。
一、史官制度的發(fā)展
(一)前秦時期的史官制度
秦朝是我國歷史首次完成大一統(tǒng),但卻不是史官制度的開端,由此可見,史官在整個歷史長河中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據(jù)《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記載,黃帝時期,我國就已經(jīng)形成了初步的史官制度,但當時的史官職位較為單一。到了夏商時期,才將史官進行進一步劃分,也就是左史和右史,其中,左史記載言論、右史記載實際,最為著名的就是《尚書》和《春秋》。周代之后,史官制度才進一步得到完善,并且被劃分得更加細致,據(jù)《周官禮記》記載,史官共分為六種,分別為太史、小史、內(nèi)史、右史、左史、外史。這六種史官都有著獨特的作用,其中,太史主要是負責國家六典、小史負責記錄邦國事跡、內(nèi)史記錄君主的命令、外史記錄四方、左史記錄言論、右史記錄事跡。并且在此期間各個諸侯國也都設置了史官,將諸侯的事跡記錄,并編撰成書籍。
著名的《史記》,就是記錄了趙國、秦國兩國的史官記錄內(nèi)容,其中甚至包含了君王的一舉一動,以此作為重要的歷史參考資料。
(二)秦漢時期的史官制度
秦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統(tǒng)一,其史官主要是太史令,這個制度到了漢朝才被打破。
西漢為了鞏固政權(quán),漢高祖劉邦要求吸取秦朝消亡的教訓,當時的太史令主要負責天官事物,并對相關(guān)歷史展開研究。西漢史官主要負責歷史記錄以及天文星象,司馬遷作為當今耳熟能詳?shù)墓糯ト?,就是當時的太史令。
這一官職在司馬家流傳甚遠,已經(jīng)成為了歷代司馬家的職務,在漢武帝執(zhí)政時期,還在宮內(nèi)設置了”女史“,負責皇帝日常起居,其中的《禁中起居注》被廣為流傳,東漢時期與西漢差別不大,但增設了蘭臺令史,星象官和史官也有了明確分工。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官制度
東漢末年是三國時期,雖然魏蜀吳分別作為三個國家獨立存在,也只有蜀漢有漢朝的影子,但這三個國家都設立了史官。魏國設置了著作郎一職,主要是負責修編國史的工作、吳國設立了"右國史"、"左國史"、蜀國設置了令史。
晉代繼續(xù)延續(xù),設立了相應的史官一職,例如秘書著作、著作郎等,但這些史官與之前的史官有所差異,主要是負責現(xiàn)代和過去的歷史記錄,并編撰出史書。即使是十六國期間,每個國家也都分別設立史官,甚至還設立專門的歷史修編機構(gòu)--起居省,主要是記錄君王事件。北魏期間,指定專人擔任史官一職,并且由宰相直接管理。
(四)唐宋元時期的史官制度
唐代作為一次史官的又一次變革,將史官一職轉(zhuǎn)化為了史館機構(gòu),這時也代表了我國史官制度逐漸朝向規(guī)范化方向發(fā)展。
唐貞觀年間,唐太宗設立了史國館,主要是由宰相管理修編史實的任務,廢除了著作郎職位,這也是史官制度的一次重大革新。同時,在唐朝初年,同樣設置了起居郎,并在中書省專門設置了起居舍人,分為左、右起居舍人,主要負責君王的日常起居編纂”起居注“。
唐末五代之后的宋(遼金)元時期,史官制度也出現(xiàn)了一定變化,但職責基本相同,在宋朝史官制度進一步發(fā)展,史館規(guī)模也在不斷擴大,并創(chuàng)建了嚴格的收集史料、報送史料與檔案存儲方面的制度。
(五)明清時期的史官制度
明清時期也是我國封建社會逐步走向沒落的時期,這點能夠在史官這一層面上體現(xiàn),明代的史官職位是翰林院負責,負責編撰國史天文、禮樂、地理以及兵制等內(nèi)容,以及皇帝相關(guān)言行舉止。明朝同樣設置了起居注,翰林院負責此項工作,但此項制度并沒有得到延續(xù)。
清代同樣是延續(xù)了翰林院制度,主要是修編國史,實錄館負責編撰歷史,起居衙門負責君王日常起居事物。
二、史官制度下的史官精神
史官除了在文化層面上做出了突出貢獻,在國家政治環(huán)境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這些史官雖然也是由皇帝掌管,但通過筆來記錄史實、懲惡揚善,包含了當代朝廷的各個方面,使得史官和君王之間的關(guān)系變得非常微妙,特別是記錄帝王言行舉止的史官。
但史官的職位是王權(quán)需要,同樣也是服從王權(quán)的記錄者,各代史官的客觀意識非常強,憑借客觀記錄君主的言行舉止,從而對君王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也可以說對君主政治造成了長期影響。
其中,古代史官記史中有一套"君舉必書"制度和一字褒貶"書法",敢于客觀記錄君王的一舉一動。
在秦以前,史官對君王相對比較忌憚,但是在漢晉之后,史官的地位不斷提升,所記錄的歷史內(nèi)容也更加符合現(xiàn)實,規(guī)定了君王不得觀看史官記錄內(nèi)容。 因此,很多古代君王貌似已經(jīng)認識到了自己將會成為歷史,這就要避免遺臭萬年,非常注重個人的言行舉止,盡量留下千古美名,并主動要求史官對自己進行監(jiān)督。特別是歷史中有很多冒死直書的史官,這進一步加強了對君王的約束作用,《貞觀政要》中就描繪出唐太宗與侍臣說道"我每天起床后的每一句言行都在考慮是不是關(guān)乎了平民百姓利益。"
這也是唐太宗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皇帝的主要因素,雖然”玄武門“一事留下了不光彩的記錄,但也留下了更多美名,百姓對其也是非常擁護,這正是說明了史官制度對君王約束的功能。
三、總結(jié)語
縱觀中國古代幾千年的歷史文化中,史官在歷史文化長河發(fā)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并在長期演化中逐漸成為了歷史記載專門機構(gòu)。長期以來,史官都對君王的言行舉止有很大的約束作用,通過點評時政、懲惡揚善,讓君王說話、做事都有所顧忌,史官雖說帶有神職色彩,但畢竟也是血肉之人,正是有了史官精神才有了如今這么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從當今社會生活來看,史官精神也恰恰是當代社會所欠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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