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范仲淹和司馬光嗎?知秀網(wǎng)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nèi)容。

范仲淹和司馬光是北宋時期人們公認的君子，道德楷模，兩人也有相似之處，都曾為宰執(zhí)，謚號都是文正，按照司馬光本人的說法文正是大臣最好的謚號。那么這二位到底誰的道德更高呢。

我們先來看看對政敵的態(tài)度，范仲淹的政敵是呂夷簡，司馬光是王安石。呂夷簡是仁宗朝當宰相最長時間的人，深得仁宗器重，呂夷簡死后，仁宗言道：“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呂夷簡在官場摸爬滾打了四十多年，是個很能干的宰相。在《清平樂》里我們感覺到這是一個奸臣，就是范仲淹也上書彈劾過他，兩人因此斗了近十年。呂夷簡這個人對上比較圓滑，他一方面支持劉娥，另一方面又為仁宗生母討要死后的典禮，兩頭都不得罪。對下呢，呂夷簡的確有相才，這一點不可否認。不過呢他有個毛病，這個和我們通常意識里的奸臣不太一樣，我們意識里奸臣都是貪污犯，這人呢他不貪污，他主要是不推薦能力比他強的人，他當初被貶，繼任者一個個碌碌無為，皇帝不得不重新任命他。不過呢，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事實，當時的確沒資歷名望能力都俱佳的宰相人選。

呂夷簡對于范仲淹不是黨同伐異，弄死對方才高興，這一點就和真宗朝的丁謂不一樣了。他倆是政見不合，呂夷簡主要覺得范仲淹有點迂闊，不太接地氣。范仲淹在地方了很多年，西北戰(zhàn)事起，朝廷決定起用范仲淹，呂夷簡還是支持的。在西北數(shù)年，范仲淹成為軍中的一根標桿，“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倍嗄甑哪ゾ?，范仲淹心性更加沉穩(wěn)，他和呂夷簡之間的矛盾也逐漸化解。呂夷簡在病重之際，還向朝廷舉薦了范仲淹，希望他回到朝廷，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呂夷簡死后，范仲淹作《祭呂相公文》“得公遺書，適在邊上。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睂懙煤苷鎿?，可見呂范二人最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說到底呂夷簡是以一位資深的宰相看范仲淹的，是想歷練他，兩人沒有因為政見不合而勢同水火，老死不相往來。

司馬光和王安石可就不是這關系了。首先司馬光比王安石年齡大，兩人屬于同齡人，司馬光年少成名，我們都津津樂道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東西錯了，不是缸是甕，這是史書記載，怎么成缸了，我們看到的故事是明朝人傳出來的，明朝人大多都用缸了，而在宋朝人們用的是缸。司馬光十九歲中進士，比王安石早了四年，那個年代論資排輩，王安石要禮敬司馬光。王安石也是很早就出名了，早在仁宗朝王安石就上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說出了自己的變法主張，不過因為慶歷新政的失敗，王安石的主張又過于激進，加之仁宗年事已高，仁宗最終并沒有采納王安石的主張。英宗朝，王安石居家丁憂，神宗朝領導了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司馬光這個人呢，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很自律的人，朝廷的任命他只做他認為他擅長的，其他的官即使顯要，但他認為自己不擅長就堅辭不就。早年間，王安石和司馬光還是志趣相投的，兩人的分裂就是因為變法主張。

神宗時期國家已經(jīng)到了缺錢的地步，王安石主張開源，司馬光主張節(jié)流，司馬光的理由是天地所產(chǎn)的東西就這么多，只能來回騰挪，多不出來。王安石的主張不是沒人干過，歷史上漢武帝時期的桑弘羊就是這么干的，只不過這樣做，是官府與小民爭利，為了錢不擇手段，為士大夫所不齒。而且這兩人性格還很像，他倆都當過宰相，平心而論這二位都沒宰相之器，全都聽不進去不同意見。政見不合司馬光選擇離開開封，到洛陽專心修編《資治通鑒》，十余年后書成。神宗駕崩后，太皇太后高滔滔下詔將司馬光扶上了相位，司馬光盡毀王安石變法內(nèi)容。王安石變法是對還是錯，這個問題史學界爭論了幾百年，我們今天不談。王安石和司馬光一年死的，王安石早死，司馬光代表政府就是不給王安石謚號，這就有點打擊報復的意味了。這兩人到死也沒化解恩怨，其實他倆除了政見不合在很多方面都一樣，比如剛愎自用，而且都沒有識人之明，蔡京能在這二位手下官位不失很說明問題。

對待政敵，范仲淹更豁達，司馬光氣量就有點小了。我們再來看他倆對一個人的看法，這個人是滕宗諒，就是《岳陽樓記》那個滕子京。他和范仲淹是同年，也就是一年考上進士的，政治上也是互相幫助，也都在西北共過事，范仲淹對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司馬光卻說這人是個貪污犯，德行有虧。這怎么回事呢，滕宗瓊在西北的時候挪用給公款給手下的士兵，不是貪污，這錢沒進他腰包，這事在軍中也常有，不過御史舉報他的數(shù)額比較大，十六萬貫，范仲淹當時還是力挺滕子京，后來查出來的也只有三千貫可以做事。不過這種事就看皇帝的態(tài)度了，最后滕子京還是被貶了。其實在西北作戰(zhàn)，面對兇橫的黨項人，不用金錢激勵根本不行，另一位名將種世衡也是用錢激勵士卒的，不過他是通過做生意的方式，其實也是不被允許的，因為有上級的庇護，所以沒事。

從對這件事的態(tài)度上可以看出范仲淹和司馬光的不同。范仲淹主張要用人的長處，縱有小過，不影響大局就不應該處罰，司馬光主張為官者不允許德行有虧。他倆的主張沒誰對誰錯之分，關鍵看你用在哪。如果在軍隊中過分強調(diào)道德水平，那軍隊戰(zhàn)斗力肯定不強，宋對西夏能獲勝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像對遼一樣拿著陣圖打仗，軍人能隨機應變。司馬光的要求過高，而且也很難實現(xiàn)，他自己也沒做到啊，蔡京那樣的人，在四天廢除新法，大家都知道這肯定做了害民的事，司馬光卻夸做的好，這就有點為了打垮敵人不擇手段的意味了。

給我們的印象司馬光是個因循守舊的人，為什么小時候他另辟蹊徑地去救人，大了卻成守舊派了。其實我們誤會他了，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他覺得王安石那一套行不通，也不僅僅他這么認為，當時的慶歷新政的主導者富弼對王安石變法也持否定態(tài)度。范仲淹有個轉變的過程，他初入官場的時候敢想敢說，意氣風發(fā)，晚年的時候多了一份豁達，經(jīng)歷的事多了很多事就看開了也看得更通透了。

我們再來說說他倆的謚號文正，文正在唐朝的時候是文貞，魏徵的謚號就是這個，宋仁宗名趙禎，需要避諱，文貞就成了文正了。其實本來謚號高低沒那么明顯，司馬光把這給提高了，到他那文正成了最高的謚號。其實也不完全是這樣的，古代的謚號有三種，文臣的謚號，武將的謚號，還有通謚，要說通謚比那兩個高，通謚是文武雙全的人才行，以忠字開頭，韓琦就謚號忠獻，以范仲淹的貢獻應該是通謚，給了他個文謚，說明皇帝沒有肯定他在武方面的功績。司馬光本人可沒從事過軍事，他弄不到通謚，他就知道說文正是最高的。他沒想到的是，他死后變法派章惇擔任宰相，將王安石謚號文，這一個字可比那兩個字的高貴。

司馬光因為當過首相，南宋是成為昭勛閣二十四功臣之一，范仲淹沒有登上。說明宋朝人對司馬光的評價要高于范仲淹。我們以百年后的眼光去看，范仲淹比司馬光做得好。范仲淹和呂夷簡最后化解矛盾，沒有讓黨爭繼續(xù)下去，大宋朝廷得以穩(wěn)定。司馬光和王安石的黨爭卻是愈演愈烈，兩人到死都沒化解，直接造成了北宋最后幾十年黨爭不斷，也是北宋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以道德而論，司馬光約束的是自己，卻沒有影響到別人，范仲淹卻影響了一大批人，同時期的歐陽修，之后的蘇軾等，都受到范仲淹的影響。他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是中國士大夫的一個精神追求。以此來看，我認為范仲淹才是真的道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