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清平樂》的熱播，北宋仁宗時期的一眾名臣如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火了起來，這些人除了如劇中所講述的那樣心系國事，直言進諫，還共同主持了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慶歷新政的結局雖然失敗，但是卻為不久之后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但是，王安石變法期間，慶歷新政的主持者富弼、韓琦等人卻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對立面，這又是為何呢?下面知秀網小編就為大家?guī)碓敿毜慕榻B，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還要從北宋的政治經濟背景說起。宋太祖趙匡胤為鞏固統(tǒng)治，防止有人模仿自己黃袍加身，制定了一攬子方案，最為重要的，一個是重文輕武，一個是分權。分權的同時，宋代官職分離，高官不一定有實權，辦事要另派人手。這樣的制度雖在建國初起到了一定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弊端慢慢顯露出來。

仁宗時，宋朝的官員比宋初增加了五倍，軍隊數(shù)量增加了六倍，但是軍隊的戰(zhàn)斗力卻沒有提升。慶歷元年(1041年)，在對西夏用兵決策中，仁宗在韓琦進攻建議和范仲淹防守建議二者中選擇了進攻，結果兵敗，折兵萬余。次年又敗，韓琦幡然醒悟，從此對范仲淹十分信服。為了換取和平，宋朝只能用錢來安撫西夏，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叭摺焙馁M大量錢財，最糟糕的時候，朝廷每年財政虧空高達三百萬緡。慶歷三年(1043年)，為了改變宋朝積貧積弱的狀況，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zhí)政，開始進行改革，史稱“慶歷新政”。

“慶歷新政”的重點在于整頓吏治，解決“冗官”的問題?？v觀中國古代改革，凡是涉及吏治改革的問題，必定會與名貴豪門發(fā)生沖突。此前，宋代實行恩蔭制度，即高級官員的親屬子弟可以獲得低級的官職或差遣。這項制度避免了某些名貴家族獨攬大權，也保證了“世守祿位”，看起來是一個兩全其美的政策。但是這項制度卻被濫用，到仁宗時，幾乎所有的低級官職或中低級差遣皆出自恩蔭?！皯c歷新政”旨在限制貴族的這項特權，必定會引起所有貴族階級的反對。仁宗又是老好人了，只能將韓琦、范仲淹等人貶黜，慶歷新政僅僅進行了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

相比之下，王安石就機靈的多。王安石變法，主打“富國強兵”，重點在經濟和軍事方面解決“冗費”和“冗兵”問題，繞過了整頓吏治的問題，也就減少了改革的阻力。但是如果我們細想，“冗費”“冗兵”的問題，源頭就是“冗官”。過多的官員導致國家的俸祿支出變多，但絕大多數(shù)官員只是閑職，并不能為國家創(chuàng)收，沒有向上的反饋，結果只能是支出大于收入。絕大多數(shù)官員是文職，對于練兵完全不懂。再加上“更戍法”，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兵雖多，但缺乏戰(zhàn)斗力，到了戰(zhàn)場上和沒有經過訓練一樣。

王安石暫時管不了這么多，他的想法很簡單，先幫朝廷掙錢，解決財政危機，解決“冗費”問題，具體有青苗法、市易法、均輸法。這些方案簡單概括，就是政府給農民貸款，政府統(tǒng)一收購商品，政府統(tǒng)一定價并向百姓出售。總之，就是將主動權握在政府手里，頗有金融管制的味道。這一系列政策搞下來，國家收入確實增加了不少，光新建的大倉庫就有五十二個。但是，宋代的社會性質畢竟是封建社會，搞金融管制這一套必然是行不通的。王安石的政策確實做到了“富國”，但是他急于求成，卻把百姓搞的貧窮了。青苗法的利息雖比普通民間高利貸低，但一年兩次，一次兩分利的利息仍然超出一般農民可以承受的范圍。而且據(jù)韓琦所述，為了將貸款放出去，很多官員硬性攤派，有硬性指標，就像如今推銷保險一樣。加上有些不道德的官員將發(fā)霉的糧食交給農民，收回時要新糧，農民負擔不減反增。而對于政府統(tǒng)一采買，蘇軾就犀利地指出，其中必定會有回扣，到時支出增多，又是一筆負擔。而市易法也讓當權者有了壟斷商品的理由，外地商人到了京都，都要繞著走。

“富國”的表面文章王安石做的差不多了，接下來是“強兵”。如“富國”一樣，“強兵”也有幾個具體方案，分別是保甲法、免役法、保馬法，這一套東西換成通俗易懂的話概括就是農民花錢免役，但要當兵，同時養(yǎng)馬。當然，這些農民并不是真正的正規(guī)軍，頂多算是民兵，至于戰(zhàn)斗力，自然上不了戰(zhàn)場，倒是能私下當個土匪，欺壓一下百姓。宋神宗末年，多地發(fā)生匪患，皆為保甲所為。而且，農民被當做士兵，就要參加軍訓，軍訓就會耽誤種地。為了逃避保甲，甚至有人自斷手腕。養(yǎng)馬是自愿的，養(yǎng)馬可以免賦稅，養(yǎng)的好，國家有賞，但是如果把馬養(yǎng)病或養(yǎng)死了，要付出巨額的賠償，一般人家根本負擔不起，甚至“人人以有馬為禍”。

王安石變法暫時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但是我們需要注意一個細節(jié)，反對變法的保守黨中，除了領頭的司馬光，還有富弼、韓琦、歐陽修這些之前“慶歷新政”的領導者。王安石變法，專注的是“開源”，而忽視了“節(jié)流”。開的“源”，也大多來自百姓，雖能解一時危機，長此以往，百姓必會群起反抗，造成社會的動蕩。當初王安石變法初期，他也曾找到富弼、韓琦等人同他一起共事，但均遭拒絕。一方面是王安石為人執(zhí)拗，與他人關系僵硬，另一方面，富弼、韓琦等人領導的慶歷新政，注重“節(jié)流”，削弱上層貴族利益的同時，對百姓利益并沒有過多干涉。所以保守黨對于王安石變法的爭論也并非不要改革，而是怎樣改革，也就有了“慶歷新政”為王安石變法拉開序幕，而“慶歷新政”的領導者卻反對王安石的局面。

近代以前，歷朝歷代對于王安石變法皆持反對態(tài)度。但是隨著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以梁啟超為首的研究者為王安石洗白，甚至將王安石評價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這種觀點也成了現(xiàn)在的主流。但是在我看來，王安石變法雖給國家創(chuàng)收，但是建立在嚴重危害人民的前提下，脫離時代背景，給人民增加的負擔很大。“富國”卻沒有“富民”，這樣的改革依我看，實在沒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