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朝代更迭最頻繁的一個時期，由于長期的封建割據(jù)和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涌現(xiàn)了很多隱士。下面知秀網(wǎng)小編給大家?guī)砹讼嚓P(guān)內(nèi)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shù)民族南下入侵，我國小農(nóng)經(jīng)濟受到?jīng)_擊，中國處于分裂狀態(tài)。但另一方面，政局地動蕩卻促進了我國民族融合及江南經(jīng)濟地開發(fā)。同時魏晉南北朝文化繼承了秦漢文化的堅實基礎(chǔ)，令加之佛教等西域文化地傳入，使得此期文化包容并蓄、燦爛繁榮。

隨著社會思想的活躍，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書法乃至園林建筑、詩歌，在這一時期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中以園林的變化最為顯著。對于魏晉南北朝隱士田園文化地研究對今后魏晉南北朝山水園林、文學(xué)藝術(shù)、思想文化等方面地研究都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

一、簡單、安詳?shù)奶飯@隱居生活

1.質(zhì)樸、簡單的田園生活形式

謝靈運在《過白岸亭》中自述自己，萬事堅守自然本性，不受外界誘惑，長期過著松散自由的隱居生活。阮籍也是追求質(zhì)樸本性，他認為繁瑣地說各種是非界限、違背樸質(zhì)而追求文飾的人，是迷惑糊涂的一類人。嵇康隱居山陽，志在保持樸素本性、養(yǎng)護純樸、保全純真。

寧靜、安詳?shù)奶飯@生活環(huán)境。

田園生活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寧靜、安詳?！敖Y(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陶淵明選擇了與山水為伴、沒有車馬喧囂的靜逸生活，選擇了躬耕壟畝、自食其力的田園生活。

謝靈運則由衷喜歡遠離鬧市、居于山中的生活。他描述自己居住的環(huán)境“居非郊過”，棲于山中，隱者和外界互不往來。他認為，居于山中比起繁華鬧市別有一番風(fēng)味，與居住于城市京都的寒來暑往都一樣，卻摒棄了城市建筑的豪華，而向著純樸的反方向發(fā)展。

盡管山中的交通不太方便，但只有居住在山巒溝壑，才能達到人生完美的境界。因為，山中雖清靜、寂寥，但是各種紛紜也隨之了然斷絕(“山中兮清寂，群紛兮自絕”)。

在山中居住，有許多空閑時間，追求自己所追求的諸多事情，并研究精深、靜心考慮、欣賞其美(“幸多暇日，自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雖然所獲取的外界信息并不多，但所獲得的真理卻使人高興、喜悅(“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

陶淵明《歸田園居五首》之二，向我們描繪了一幅恬靜的田園生活景觀。偏僻的鄉(xiāng)村少有車輛往來，也少有交際應(yīng)酬的俗事。白天微掩柴門，空明之心不容塵念俗想(“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陋巷阻隔，門前亦沒有深深的輪印，故人之馬車也只好空嘆窮途(“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

2.蓑衣素食的田園生活

隱士的衣著少有如謝靈運“車服鮮麗”(《南史·謝靈運傳》)的，大多數(shù)隱士生活較清苦，且追尋返璞歸真，衣著較為簡陋。材料多為獸皮，古代人少獸多，除狐皮價值較高外，鹿皮等均屬中下等。

用草、麻這樣的自然材料的亦不占少數(shù)。式樣方面來說，多遵循舒適、簡單原則，沒有禮服。隱士在飲食方面食素者居多，一部分是因為經(jīng)濟原因，另一部分則是出于養(yǎng)生目的“服食辟谷”。

3.就地取材、自給自足的田園理念

除隱士的飲食、服飾方面具有就地取材的特點外，他們的田園生活更是以就地取材、自給自足為理念，這一點連生活富足的謝靈運也不例外。在《山居賦》中，謝靈運詳細描繪了其自給自足，其樂無窮的田園生活。

屋舍的材料均就地取材，有黃泥屋子(“黃屋實不殊於汾陽”)，茅草屋子(“葺駢梁于巖麓”)，木屋(“飛漸榭于中沚”)，在石門居“倚石構(gòu)草”。生活上，首先廣泛用到的材料是南方處處可見的竹。

生活取水是將整根毛竹打通，然后一根根連接起來，從遠處引取澗水(“激澗代汲井”)。食竹筍(“抽筍自篁”)，用箬葉作斗笠或包棕子(“箬于谷”)，秋冬用收獲的竹子制作管樂笛和鑰(“秋冬蕧”)。

所用的繩索是白天所拔茅草制成(“晝見搴茅，宵見索绹”)，鏟除茭白雜草，用剪下的香蒲制作成草墊子，或作為喂養(yǎng)牲口的干草(“芟菰翦蒲，以薦以茭”)。自己燒制不同式樣、功能的陶器(“其灰其炭，咸各有律”)。

六月采集花蜜，八月采集栗子(“六月采蜜，八月?lián)淅酢?。在野外尋找蔓草，獵涉葡萄科植物蘡薁，自己釀制山清酒，既令人大開眼界，又大飽耳福。飲品還有謝靈運自己在北面樹梢上摘取鮮葉制作的飲料(“陰標”)。

在高高的樹林中尋找桑實(“慕椹高林”)，在野花椒的根蔸上剝?nèi)￡懹?“剝芨巖椒”)，在向陽的山崖上挖掘茜草(“掘蒨陽崖”)。備物為繁，略載靡悉。”如此種種，所具備的物品繁多，簡略記載，后再詳盡分述。

陶淵明喝著春酒，吃著自己栽種的后園蔬菜，伴著從東邊吹來的零星小雨、微風(fēng)吹拂，讓人心覺舒暢(“微雨從東來，好風(fēng)與之俱”)。與同為隱士的謝靈運相比，陶淵明并不闊綽，不可能修建氣勢恢弘的園林，但他卻最接近自然體味自然山水之美。

他所居住的上京園林屬于山水田園式園林，此種園林貴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中國園林是由建筑、山水、花木等組合而成的藝術(shù)品，山貴有脈，水貴有源，山水融合而成。上京園林的選址就突出體現(xiàn)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造園思想。

選于崇山峻嶺、大河湖波的包圍之中，避免了因資金不足沒有修建假山、溪流的不足，卻將更真實、更自然的山水取為己用，也體現(xiàn)出了中國園林追隨自然山水的特色。

這種就地取材，借景造園的方法既節(jié)約了人力、物力，又為園林的游憩生活及景色增添了豐富的內(nèi)容，這些都是人工園林所不能給予的。

二、淳樸、熱情的田園交際生活

言行社交田園化，主要體現(xiàn)在：鄰里和睦、互相幫助方面。鄰里生活是田園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充滿溫馨和睦。

謝靈運因生活富足，經(jīng)?？畲l(xiāng)鄰。如，他提供飯菜及茶酒，用以酬謝工人、商賈與掌管山林和畜牧的官員(“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春秋二季，均有盛情的招待，清晨黃昏均須有充足的供給(“春秋有待，朝夕須資”)。

他還積極地幫助窮苦人民，既供耕田人吃飯，亦供采桑蠶人購買衣服(“既耕以飯，亦桑貿(mào)衣”)，請廚藝好的廚師做出豐盛佳肴，并采藥材給人救治疾病(“藝菜當(dāng)肴，采藥救頹”)。鄰里之情淳樸，永初三年，宋武帝劉裕死后，因受權(quán)臣徐羨之、傅亮等人的排擠，謝靈運被外放到當(dāng)時荒僻之地的永嘉(今浙江溫州)任太守。

他懷著滿腔的悲憤被迫離開京都前往永嘉，他的親朋、鄰里送他至萬山，詩人寫下《鄰里相送至萬山》以為留別。陶淵明隱居之時，周圍農(nóng)人生產(chǎn)之時會提醒他該耕作了(“農(nóng)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

隱居于園田居時，在靜僻的羊腸小道上，鄰人撥開草叢互相往來(“時復(fù)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大家見了面從不談世俗之事，無非是議論桑麻的生長等農(nóng)事(“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三、勤勞質(zhì)樸的田園勞作生活

有不少隱士本來只是一介書生或仕官，很少接觸農(nóng)事勞作。但是，歸隱后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農(nóng)業(yè)勞作，竟成了農(nóng)學(xué)專家，更有甚者著書立著。這點在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甚少，但明末清初的不少農(nóng)學(xué)家均為隱居不仕者。

如，《補農(nóng)書》的作者張履祥。當(dāng)然，這與亂世有關(guān)，深處亂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不可能得到很好的發(fā)展，隱士們也都是自給自足而已。

魏晉南北朝時期，隱士生產(chǎn)勞作田園化主要體現(xiàn)在：他們灌園育蔬，辛勤勞作上。阮籍在請辭太尉蔣濟招納之時，曾稱“方將耕于東皋之陽”，還稱自己“負薪疲病”。

可見，阮籍隱居之時，不僅躬耕田野而且還砍柴勞作。謝靈運登上山嶺砍伐木材，清除榛樹等灌木、砍伐掉多余的竹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向秀“又共呂安灌園于山陽”(《晉書》)。

陶淵明最初隱居上京之時，在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收獲頗豐(“朝為灌園”、“戮力東林隗”、“車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

春秋代謝，有務(wù)園中，載耘載耔，乃育乃繁”)。在園田居他同樣辛勤勞作，在南山下種豆(“種豆南山下”)，早晨起來便去鏟除田中荒草，披著月光才扛鋤歸來(“晨興里荒穢，帶月荷鋤歸”)。經(jīng)常來往于窄窄的田埂之上，因為其上草木茂盛，詩人的巾帶常常被露珠沾濕(“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陶淵發(fā)自內(nèi)心的肯定勞動價值，無論收成怎樣，躬耕都是件令他欣愉的事情(“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在上京園林他為自己開辟西園，種植葵菜，在西疇躬耕壟畝，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辛勤耕作。

他享受勞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交流，以及辛勤耕耘的樂趣。如他描畫“既耕亦己種，時還讀我書”，充滿樂趣的勞動增加了上京園林生活的浪漫情趣，也激發(fā)了陶淵明田園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熱情，產(chǎn)生了他充滿田園氣息的獨特作品。

四、意境高雅的田園休閑生活

1.吟詩作賦

從文學(xué)方面來講，絕大多數(shù)隱士都是擁有非凡才學(xué)、精通琴棋書畫的知識分子，隱士詩在我國文學(xu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據(jù)學(xué)者韓兆琦統(tǒng)計，如果把隱士所寫詩及他人所寫的與隱士或者隱居生活有關(guān)的詩加起來，其總量將占中國古代詩歌之三分之一。

謝靈運說他的詩作只是敘述山野之中的草本、樹木、河流、山石、谷物、莊稼之屬(“而敘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凡是心的所思所想，可略舉大要，即略舉大要，扼要論述，進行充分地發(fā)揮(“凡厥意謂，楊較以揮”)。

陶淵明在隱居之時更是寫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千古名句。陶淵明臨清流而賦詩，嵇康“臨清流，賦新詩”。

2.撫琴作曲

琴，在隱士的生活中，通常扮演的是知音的角色。他為他們寂寥的隱居生活添加樂趣，去除煩惱。同時，亦是他們高尚情操的體現(xiàn)。

如嵇康《琴賦》所說，非心胸寬廣者不能與琴嬉玩。非沉穩(wěn)安詳之人，不能與琴閑適相處。非豁達開朗的人，不能與琴一樣無貪無欲。非極為精明的人，不能和琴一起辨析理事(“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

琴聲能夠陶冶情操，同樣的琴聲卻帶給人們千差萬別的感受(“其余觸類而長，所致非一”)，道路不同，但所達目的地相同(“同歸殊途”)，或文采橫溢，或質(zhì)樸無華(“或文或質(zhì)”)。琴聲對人們的感化作用是宏大的(“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晉書·謝靈運傳》記載：“彈琴詠詩，自足于懷”，《山居賦》描繪他在始寧別業(yè)“敷文奏懷”，用心彈琴，以抒發(fā)情懷。

阮籍夜晚睡不著時，便坐彈鳴琴(“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生活與上京園林的陶淵明，閑暇之際與琴為友，以琴聲相伴，生活意境高雅(“息交游閑業(yè)，臥起弄書琴”、“曰琴曰書，顧盼有儔”、“欣以素牘，和以七弦”)。嵇康“素琴揮雅操”、“但當(dāng)體七弦，寄心在知己”。

3.把酒言歡

借酒消愁是隱士生活的一部分，把酒言歡亦是其中一部分。以酒聞名的隱士非陶淵明莫屬，他的詩里幾乎篇篇有酒。詩情畫意的田園生活環(huán)境醞釀了隱士們把酒言歡的氛圍，他們以酒會友，將飲酒演變?yōu)樘飯@生活的一部分。陶淵明喜好飲酒，因雖然沒有揮金游樂的生活，但濁酒卻可潤澤他的生活和心靈(“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為平淡的田園生活增添樂趣。

陶淵明將飲酒以上升為一種生活品味，他將馨香含露的菊花放在酒中，看花瓣漂浮于酒中，繼而賞酒、品酒。在品酒過程中體味、思考人生(“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他的朋友們常常帶著酒壺來拜訪他，與他在樹下把酒言歡，樂此不疲。

總結(jié)

隱士首先得符合最基本的標準，即“隱”。如白居易《中隱》所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無論是隱于野，還是隱于市或隱于朝，只要有隱的心境或行為都應(yīng)算隱。其次，隱士要符合“士”的標準，具有一定的知識與技能，并非鄉(xiāng)野村民，而是有德行操守的知識分子。

真正的隱士是“俗人”，是在多種生活形式可選的情況下，主動選擇的“隱”。對于隱士這個群體的人生觀爭議頗多，對此，本人頗為贊同蔣煜星先生的觀點。他認為，‘隱士’的含義，是清高孤介，潔身自愛，知命達理，視富貴如浮云。這雖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但不同于悲天憫世和佛教的思想，隱士的人生觀，雖不積極，卻是樂觀的。他們對于生命的熱愛、山水的欣賞、生活的悠然充分體現(xiàn)了他們是心底樂觀的一個特殊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