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秀網(wǎng)小編給大家?guī)砬貒鴾缤龅墓适拢信d趣的讀者可以跟著知秀網(wǎng)小編一起看一看。秦國當初從興盛到迅速覆滅，秦國滅亡的原因是什么?其中誰需要承擔責任?

只要談到秦國的強盛，必然提及商鞅變法，商鞅的確將秦國帶到前所未有的強大，秦國靠商鞅的變法制度取得一統(tǒng)中國的輝煌成就，那么秦帝國的覆滅又跟商鞅有什么關(guān)系呢?

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在國內(nèi)頒布《墾草令》，由此拉開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序幕，公元前349年秦國遷都咸陽，商鞅開始實行第二次變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泗繼位即秦惠王，同年商鞅被殺。

變法之前，商鞅與秦孝公有三次對話，分別提出“帝道”、“王道”和“霸道”之說。選擇前兩種治國理念需要較長時間，而只有“霸道”可以迅速完成國家強盛的目標，秦孝公毫不猶豫地選擇“霸道”。

那么商鞅為什么不把“霸道”放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見面講呢?我們從史籍上了解，商鞅見秦孝公不是件容易的事，按正常邏輯，商鞅第一次見秦孝公時就該拿出最能打動人的方案，可是商鞅卻放在最后講，難道“帝道”或者“王道”才是商鞅真心想推薦的?

有人說商鞅出道前學的就是法家，法家當然是用霸道治國了，但是否還有一種可能，正因為商鞅精通法家，所以也清楚法家治國存在的巨大紕漏呢?這樣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吧。

或許有人說商鞅大概不了解秦孝公的想法，那么當?shù)谝淮握劇暗鄣馈睕]有引起秦孝公興趣時，第二次應(yīng)該考慮談“霸道”，因為“帝道”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和“王道”部分內(nèi)容是相通的，唯有“霸道”跟這二者完全不同。他能通過賄賂去求見秦孝公，必然對每次會見都加以認真分析、仔細斟酌，如果說初次見秦孝公時不太了解其性格，那么第二次見面必定有所準備，商鞅在歷史上這么牛的人物，能低估他的智商?但是商鞅并沒有把“霸道”放在第二次講，何故?

我們是否可以有這樣的推測，商鞅內(nèi)心想首推“帝道”其次是“王道”，而推薦“霸道”實是無可奈何之舉?當然這只是筆者一種推測而已。

不管如何，既然秦孝公選擇了“霸道”，那么商鞅就必須把“霸道”進行到底，“霸道”的核心就是法律，是嚴刑峻法。

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就沒有什么倫理可商量，沒有什么仁義可談，更沒有綱?？梢宰袷?，整個秦國放棄了對子民的教化，一切以耕戰(zhàn)為治國根本。老百姓除了拼命的耕種就是殺人。賈誼評價道：“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敝祆湓u：“他(商鞅)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

因此渭水河邊砍殺七百余名百姓，河水為之染赤也不足奇怪了。

商鞅治國有五條馭民之術(shù)：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五條理論的核心就是將民眾權(quán)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下，完全剝奪民眾最起碼的人道訴求。

由此產(chǎn)生的嚴重后果就是民眾對國家毫無歸屬感，對君王只有畏懼而無敬重之心。

商鞅的變法自公元前359年開始，至公元前221年嬴政一統(tǒng)中國稱帝止，共運行了一百三十多年，如果加上秦朝十四年，總共也就一百五十年。

秦帝國的誕生，宣告秦孝公和商鞅確定的“霸道”方案終獲成功。在嬴政君臨天下?lián)]鞭泰山之際，商鞅變法所帶來的的惡果也悄然降臨，此時離秦孝公和商鞅去世將近一百一十年左右。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xiāng)吼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口號，發(fā)動900人起義，揭開了反抗秦王朝的序幕，公元前207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秦王朝從建立到覆滅僅僅用了十四年時間。

為什么農(nóng)民起義在秦朝末期發(fā)展的如此迅速?除了“苦秦久矣”的原因之外，民眾對朝廷沒有任何情感依托、更沒有價值觀念上的牽絆是個重要因素。民眾只是朝廷的工具，而連接二者之間關(guān)系的只是刑律，沒有官如父母民為子的感受，當然也沒有以民為本的思想了。法家拒絕一切思想教化，任何學術(shù)都是有悖于“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五條原則，一旦朝廷岌岌可危需要民眾支持時，有多少人會去?在百姓眼里，朝廷和自己是對立關(guān)系，那么何必要去呢?當秦王朝消耗掉自己最后的力量后，便迅速土崩瓦解。

秦王朝的失敗是徹底的，干干凈凈沒有任何痕跡，這在中國歷史進程中也是罕見的，我們再來看看其它王朝覆滅的情形，清王朝于1912年宣布退位，然后有張勛復(fù)辟、滿洲國等等事件，到1949年“康德皇帝”溥儀的被俘才完全消除帝王余孽的印跡。

我們還可以看到東西漢、東西晉、南北宋，也可以看到后漢、蜀漢、后唐、北漢、南唐等等政權(quán)，這些王朝死而不僵，還能繼續(xù)存活幾十年，甚至過了上百年還有人自稱某帝王的后人而續(xù)用國名。

唯獨秦王朝沒有繼任者，歷史上也有前秦、后秦這些政權(quán)，但跟贏秦沒有關(guān)系，也沒有帝王承認是贏姓的后人。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商鞅的法家思想只能增強耕戰(zhàn)力量，是無法用于長期治國理政的，也做不到把民眾和國家凝聚成一個休戚與共的團體，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要建立一套思想體系。

而漢武帝實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達到了這樣的目的，在漢武帝看來，法家太嚴酷，道學太保守，儒家既能維護皇家正統(tǒng)理論，又能駕馭朝廷有所作為，是最符合的。雖然漢武帝本身也不是什么儒家學派，恐怕法家的層面更多一點，但他選擇的儒家學術(shù)卻影響中國幾千年，為各朝各代的皇權(quán)延續(xù)和鞏固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

成也商鞅、敗也商鞅?如果說秦朝的快速滅亡是商鞅之過，是否有過責之嫌?商鞅獻給秦孝公的三策，秦孝公偏偏選擇最后的“霸道”，是商鞅之過?還是秦孝公之過?君王決定的事情當然由君王承擔后果，而把事情做好不正是臣子之責?

商鞅的錯誤大概是把事情做的太好太徹底了。

《戰(zhàn)國策》評商鞅：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