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午兵變是19世紀末(特別是1876年開港以后)朝鮮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必然結(jié)果。1873年12月，朝鮮王妃閔妃以“國王親政”為由發(fā)動宮廷政變，原先執(zhí)政的興宣大院君李昰應(yīng)(朝鮮國王李熙的生父)被迫引退下野。此后，名義上是國王李熙(朝鮮高宗)掌權(quán)，實際上卻是以驪興閔氏為核心的閔妃集團統(tǒng)治朝鮮。閔妃外戚集團一改大院君時代厲行的鎖國政策，而以對外開放標榜。1876年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朝鮮的國門從此被打開;1882年又同美國締結(jié)修好通商條約，外國勢力開始全面進入朝鮮。閔妃集團還推倒大院君時代的一切政策，表示要“開化自強”。閔妃集團效仿中國清朝正在實行的“洋務(wù)運動”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對內(nèi)按照清朝總理衙門的模式設(shè)立了統(tǒng)理機務(wù)衙門，對外分別派使團赴中國和日本訪問和學習。1881年又創(chuàng)立了一支新式軍隊——別技軍，由閔妃的侄子閔泳翊掌管，并且延聘日本人充任教官。閔妃集團的這些開放和親日的措施引發(fā)了大院君和廣大人民的不滿。

事實上，閔妃集團的這些對外開放和對內(nèi)改革的措施只是其維持權(quán)力、打擊反對派的手段，他們醉生夢死，并不想為了朝鮮的未來而實行真正的改革，而對外開放也是在日本的脅迫下倉促而成，并不是平等、自主的開放，導致日本開始從各方面滲透和侵略朝鮮。閔妃集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quán)勢，大力排斥異己，從中央到地方任人唯親，扶植親信。閔妃集團的骨干人物閔謙鎬、閔臺鎬、李最應(yīng)(興寅君)等人都竊弄威權(quán)、貪污腐化，地方官吏更是巧立名目、橫征暴斂。官場既如此，朝鮮王室自然是腐敗墮落。史載當時的朝鮮宮廷“每夜曲宴淫戲，倡優(yōu)、巫祝、工瞽歌吹媟嫚，殿庭燈燭如晝，達曙不休”。閔妃生下王世子李坧，要遍祭金剛山一萬二千峰，各峰施以米一石、布一匹、清錢千兩。后來在壬午兵變被鎮(zhèn)壓后國王高宗頒布的“罪己綸音”中不得不承認：“玩好是求，賞賜無節(jié)，是予之罪也;過信祈禳之事，虛糜帑藏，是予之罪也;用人不廣，宗戚是崇，是予之罪也;宮闈不肅，婦寺干澤，是予之罪也;賄賂公行，貪墨不懲，窮民愁苦之狀，莫達于上，是予之罪也;儲胥久虛，軍吏失哺，貢價積欠，市井廢業(yè)，是予之罪也;聯(lián)好各國，乃是時宜，施措乖方，徒滋民疑，是予之罪也?！碧钩辛水敃r高宗和閔妃為首的朝鮮統(tǒng)治者的失政。閔妃集團不愿犧牲既得利益，而且變本加厲地剝削人民，所以其“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相當有限，不但沒有使朝鮮達到富國強兵的效果，反而使朝鮮普通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階級矛盾空前尖銳。

此時，包藏禍心的日本也開始了對朝鮮的蠶食。日本商人利用《江華條約》賦予的特權(quán)大肆在朝鮮廉價掠奪糧食，導致朝鮮賴以生存的必需品不斷流出，本來就貧困不堪的朝鮮人民因而雪上加霜，大大加深了朝鮮的社會危機。日本還積極在朝鮮物色代理人，逐步展開對朝鮮的滲透，朝鮮的新軍由日本人充任總教官，就是日本對朝鮮內(nèi)政初步的干涉行為。朝鮮人的反日情緒不斷滋長，“語到倭邊，咬牙欲殺之，小民尤甚”。1879年6月，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zhì)進入漢城時，一路遭到民眾投石襲擊，狼狽不堪。1882年3月，日本大倉組職員兒玉朝次郎、三菱公司職員大淵吉成和東本愿寺的和尚蓮元憲誠無視開港條約的規(guī)定，擅自到朝鮮通商口岸元山港以外的安邊府游歷，結(jié)果就遭到朝鮮百姓二三百人的襲擊，兒玉和大淵遭重傷，蓮元則當場身亡。甚至于“嶺湖山谷之間，有大伙匪類，蜂屯蟻聚，橫行里閭，持兵縱火，上納錢木，白晝搶奪富村饒戶，傳檄征索，稱曰舉義而伐倭，嘩然指逆而為忠”。因此，開港后的這種彌漫整個朝鮮社會的仇日心理也成為后來“壬午兵變”爆發(fā)的重要背景和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社會的不滿情緒與日俱增，騷動的跡象已經(jīng)出現(xiàn)，大院君也企圖趁機奪權(quán)。1881年，大院君的親信安驥泳密謀廢除國王李熙，另立李載先(大院君庶長子)為王，但事泄失敗，李載先被賜死，安驥泳等人被凌遲處斬。然而閔妃集團并未因此有所收斂，依舊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以致出現(xiàn)了“ 府庫倉廩枵然空虛，百官之頒祿難繼，軍兵之放料多闕”的狀況。到1882年，朝鮮國庫空虛，軍隊已經(jīng)連續(xù)13個月沒有領(lǐng)到軍餉，埋下了兵變的種子。在以上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壬午兵變終于釀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