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

軍隊是武家政權的統(tǒng)治基礎，將軍唯有掌握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鎮(zhèn)壓大名的反抗，對全國各階級形成威懾。將軍為了維持和鞏固其軍事霸主的地位，都要將掌控軍權和擴充軍備視為首要政務，通過牢牢控制與自己有利益關系的股肱之臣——直屬家臣(禁衛(wèi)軍)，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具有絕對統(tǒng)治權的權力性君主。江戶幕府的締造者德川家康也是依靠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君臨天下的。

將軍是全國軍事力量的最高統(tǒng)帥，幕府是指揮德全國軍事力量的最高司令部。有日本學者就認為德川家康之所以最后能夠取得天下，其三河時代的譜代家成團功不可沒。德川家康通過譜代家成團的強固組織，擁有一大批甘愿為之浴血奮戰(zhàn)的家臣。在戰(zhàn)國時代，德川旗下的武士只知有德川而不知其他，為家為主，眼看必敗必死也要勇往直前。所以又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說法。

文化

思想

朱子學

宋學在16世紀開始形成學派并逐漸影響到幕府政治。朱熹的理論側重于倫理道德的“大義名分”思想，極符合剛剛建立起統(tǒng)治的江戶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學逐漸受到統(tǒng)治階層的重視。

日本朱子學的代表人物當推藤原惺窩與林羅山。藤原惺窩由禪僧轉向儒學，為朱子學在日本思想領域的地位作了開創(chuàng)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學成為統(tǒng)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林羅山也脫胎于禪僧，同樣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學。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將朱子學定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并將其推廣到民間。幕府資助林羅山在各地開設專門講授朱子學的學堂，各地也出現(xiàn)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學的藩校。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期，幕府建立了直屬幕府的昌平黌，大學頭的職位由林家世襲。朱子學在以后的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山崎闇齋為代表的海南派，帶有濃重的國粹主義傾向;另一派是以貝原益軒為代表的關西派，強調(diào)朱子的“窮理”理論，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陽明學

陽明學傳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時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與王陽明曾有過接觸。但他的思想上并未體現(xiàn)陽明學的系統(tǒng)理論。陽明學真正在日本興起，始于中江藤樹。中江隨著學問的深入，他逐漸感覺到朱子學過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實的感覺。在接觸陽明學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論的深刻，遂傾倒于陽明學。

中江藤樹之后，其弟子熊澤蕃三進一步發(fā)展了陽明學。熊澤蕃三通過與藩主、大名的接觸，將陽明學傳播到上層社會。熊澤蕃三之后，日本陽明學一度沉寂。直到江戶后期，陽明學又出現(xiàn)復蘇，它的鼓勵實踐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會的革命家。如大鹽中齋(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陽明學還影響了一批后來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如高杉晉作、西鄉(xiāng)隆盛等。

古學派

古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學與陽明學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復真正的儒學，必先追蹤孔孟經(jīng)典，鉆研先秦儒學。山鹿素行于寬文五年(1665年)撰寫了《圣教要錄》，批判朱子學和陽明學對儒學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另一名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齋，他也站在反對朱子學的立場上，高喊復古口號，編撰《論語古義》7卷，主張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來樹立道德。伊藤創(chuàng)建的這一學派被稱為“古義學派”。荻生徂徠也是古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學方面提倡“古文辭”，主張在本國文的基礎上，吸收和摹擬先秦隋唐詩文，反對宋代文風。同時，他將這一文學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論與道德觀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對朱子學。

國學派

18世紀以后，在儒家學問的重重包圍中，出現(xiàn)了一支主張回歸日本古典，從本國文化中尋覓“大和精神”的“國學”潮流。它經(jīng)過契沖、荷田春滿、賀茂真淵的努力，到本居宣長集大成，確立了國學派的地位。契沖通過對《萬葉集》與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討，總結出了國學的研究方法。主張應著眼于古典中的自然情感。國學在本居宣長時期集大成。統(tǒng)治論方面，強調(diào)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孫，只要遵守神道，日本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統(tǒng)無窮。關于政治改革，他主張恢復“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機。本居宣長之后的平田篤胤更是大力提倡復古神道和純粹國學，在幕末動蕩的社會背景下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國學者提出的理論大多有著尊皇、復古的國粹主義傾向，這也為幕末培養(yǎng)了一批尊王攘夷運動的活動家。

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發(fā)展與成熟是以工商業(yè)者的經(jīng)濟成長為背景的。在四個等級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商人在經(jīng)濟上的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產(chǎn)生出別具一格的町人思想。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務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否定身份等級制度。他們首先從全人類的角度，提出人皆為天地子孫，本沒有貴賤上下之分，主張“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其次，對于商人的社會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征。心學的創(chuàng)始人石田梅巖就認為商人的行業(yè)有助于天下，它不為私利私欲，具有公益的性質(zhì)，因而不應對商人的行業(yè)產(chǎn)生偏見，商人的利益也是正當?shù)?。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學家井原西鶴在他的作品中就多處表示對武士階層的輕視與諷刺。

文學

詩歌

俳諧來源于前代連歌之發(fā)句，在江戶時代經(jīng)松永貞德的努力使之脫離連歌，成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俳諧的風格幽默滑稽，帶有諷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來西山宗因?qū)①街C從和歌、連歌等古典傳統(tǒng)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取材、語言都追求自由的風格，表現(xiàn)城市新興階層町人的真實生活情感。元祿時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諧進行改造，使之成為由17個音節(jié)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內(nèi)容與風格，將俳諧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升華，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

芭蕉的俳句，經(jīng)過正岡子規(guī)的努力推廣，形式被加以固定，成為世界上最短小的詩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廣大人民所喜愛。它成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小說

江戶時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礎上出現(xiàn)了描寫當世人俗風情的新形式小說 “浮世草子”?！案∈馈保脯F(xiàn)實社會。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與情感為描寫對象。17世紀中后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鶴是江戶時期浮世草子作家的杰出代表。

井原西鶴一直以町人的身份與立場關注著人世間的冷暖饑渴，創(chuàng)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學?！逗蒙淮小?、《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諧的手法，通過對町人社會男女戀愛故事的描寫，肯定人的欲望與愛情，同時刻畫出等級社會中商人的心理與生活遭遇，被譽為日本社會現(xiàn)實主義的頂峰作家。井原西鶴的代表作品還有《世間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鶴諸國話》等。在井原西鶴之后，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躍于文壇。著名的作家與作品還有西澤一風的《風流御前義經(jīng)記》、江島奇磧的《傾世色三味線》、《傾城禁短氣》;上田秋成的《諸道聽耳世間猿》等等。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鶴世情小說的影響。

草雙子是以圖為主的小說體裁，類似于中國的連環(huán)畫。它用連續(xù)性的繪畫來描述一定的故事情節(jié)，配以假名解說。江戶時代，這種通俗易懂的小說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平民百姓的歡迎。

藝術

戲劇

凈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種木偶說唱藝術。江戶時代元祿年間，一邊演奏凈瑠璃一邊操縱木偶的表演被廣大民眾所接受。民間藝人竹本義太夫創(chuàng)作出別具一格的人形凈瑠璃曲調(diào)，人稱“義太夫小調(diào)”。加上當時著名的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衛(wèi)門為竹本義太夫的劇團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近松創(chuàng)作出深受町人大眾歡迎的庶民悲劇，同時也形成了其獨自的悲劇創(chuàng)作方法。不僅如此，近松還通過自己創(chuàng)作實踐，提出了劇本創(chuàng)作理論，尤其在藝術論上主張"虛實難辨論"，為日本近世戲劇和文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作品如描寫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網(wǎng)島》等，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興趣。

進入18世紀，歌舞伎的興盛給人形凈瑠璃帶來了挑戰(zhàn)，腳本的缺乏與對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凈瑠璃走向衰敗。歌舞伎一經(jīng)推出，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經(jīng)過幕府壓制的歌舞伎逐漸改變了其過于媚俗的特點，慢慢走向洗練、正規(guī)，并出現(xiàn)了例如市川團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員。18世紀中葉，歌舞伎大膽改革，借用人形凈瑠璃的劇本上演，再次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美術

在江戶時代，美術創(chuàng)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繪”。17世紀后期，隨著町人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務于宮廷貴族的狩野、土佐派繪畫作品逐漸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風格華麗、取材生動的“浮世繪”?！案∈览L”就是描寫歌舞伎、相撲、花街柳巷等今世浮華景象的繪畫。18世紀，鈴木春信發(fā)明“錦繪”，使浮世繪的色彩如織錦般華美豐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東洲齋寫樂的歌舞伎演員畫都是當時人們喜愛的浮世繪畫。江戶時代末期，浮世繪的描繪對象由原來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轉而變?yōu)轱L景畫，葛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安藤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杰作。

其他

香道這門藝術在江戶時代被正式確立，香道使用的組香大多是江戶時代所制的。美麗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盤物使的香道更為女性所喜好。

教育

江戶時代的人們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態(tài)的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當時的男性大部分皆識字，女子識字率也較高，一是因為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繳交銀兩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nóng)家也可交以少量農(nóng)作土產(chǎn)作學費，學費的相較便宜令多數(shù)人皆有機會受教，其二隨著商業(yè)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日之日本社會的教育水平是頗高的。

江戶時代的學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種：

幕府直轄學校：如昌平學門所，以武士為對象，帶有強制性;

藩學：同樣以武士為對象，規(guī)模參照幕府學校，以教授儒學、漢詩、漢文、兵學及經(jīng)濟為主，直至幕末時候約有二百余所;著名者有會津藩日新館、米澤藩興讓館、熊本藩時習館及水戶藩弘道館;

鄉(xiāng)學：幕府及藩主在鄉(xiāng)村興辦，以教育士庶子弟為主;

私塾：約一千五百間，由著名學者建立，入學者多是慕名而來;

寺子屋：提供類似現(xiàn)代的小學教育，學童年齡大都是六至十多歲，以訓練讀、寫及算盤為主。

西學

蘭學

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后，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群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為技術學和經(jīng)驗科學的實學的內(nèi)涵，為近世實學的高度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籍

江戶時代作為禁教政策的一環(huán)而采取的禁書制度極其嚴格。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mào)易。元祿五年(1692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diào)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nèi)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戶時代，禁書的書名并沒有公開，了解此事的僅限于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于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xiàn)藏于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種(一說31種)，貞享二年(1685年)繼《寰有詮》被視為禁書后，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種列為禁書，其后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mào)易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為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

解禁后先后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歷書》、《靈臺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fā)秘》、《堅夸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于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于享保二年(1717年)收入的《動物圖說》(荷語版)等。由于知道了西方醫(yī)藥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y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為提倡以形和物為基礎的客觀的經(jīng)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jīng)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為幕府和諸藩殖產(chǎn)興業(yè)、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jīng)驗科學為特色的實學都孕育著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zhì)，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guī)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科技

數(shù)學

天元術是宋元時期最大的數(shù)學成就之一，后來不幸失傳。江戶幕府初年，關孝和(1642?-1708年)精心研究了先前傳入的天元術知識，并加以補充發(fā)展，獨立發(fā)現(xiàn)了行列式、數(shù)字系數(shù)方程解法、不定方程解法等。他被人稱道的點竄術，實即筆算形式的直行天元術。關孝和由此成為日本古典數(shù)學(和算)最主要奠基人。江戶中后期，日本天算之學的水平遠越前代。

圓周率方面，到享保七年(1722年)數(shù)學家建部賢弘已推算出真值四十二位數(shù)字來(《不休綴術》)，到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末數(shù)學家松永良弼更推算出真值五十二位的數(shù)字(《方圓雜算》)，成為日本古代最精密的圓周率數(shù)值(現(xiàn)在法國人已推算到小數(shù)點后第一百萬位)。

歷法

明清時期中國天文歷算科學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和巨大影響。延寶三年(1675年)夏日食。與宣明歷甚不合，而檢之授時歷則可以驗證。于是，天算名流保井春海發(fā)憤進行實測。次年，他的同道安藤有益著成《東鑒歷算改補》。1677年發(fā)生月食，與政府根據(jù)宣明歷所頒行的當年歷書之記相差竟有一日;又有日食，而頒歷不記之。這些情況引起了日本更多的天算學家的嚴重注意。延寶八年(1680年)，春海著《日本長歷》，關孝和著《授時發(fā)明》。次年，春海再次上表請求改歷，指出：“歷數(shù)一差，寒暑過候，耕種失時，農(nóng)桑無利者，是以唐堯正歷象，周公測日景(影)，前圣之所重焉”。于是朝廷乃召春海入京，大議改歷之事，保守派抵敵不過，到貞享元年(1684年)三月終于改行大統(tǒng)歷。這樣就結束了使用宣明歷823年的漫長厲史。次年又頒行春海的貞享歷(實際上是大統(tǒng)歷的翻版)，至少從名義上結束了日本人直接搬用中國歷書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