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總共在位四十五年，這近半個世紀不光在唐朝數(shù)一數(shù)二，就是放眼整個中華歷史的長河，開元天寶的魅力也數(shù)一數(shù)二。

都知道，真正繁榮的時期不可能由皇帝一個人包打天下，開元盛世的出現(xiàn)主要還是依靠姚崇、宋璟、張說、張九齡，號稱四大名相，可實際上他們都不是出自李旦和李隆基發(fā)掘，以這四個人的資歷，全是武周時期就涌現(xiàn)出來，甚至像張說還是武則天科舉選拔的人才，還受過上官婉兒和太平公主提攜。

像姚崇，在武周圣歷元年(698)就開始擔任宰相，十來年后睿宗李旦復(fù)位再次出山，從兵部尚書到中書令，睿宗時已經(jīng)成為重臣，與宋璟搭檔默契。而宋璟小姚崇十二歲，也在高宗李治時就出任過監(jiān)察御史。睿宗復(fù)位以后，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成為宰相之一，太平公主得勢時被貶為楚州刺史。開元初，宋璟先為廣州都督，幾年后回到長安接替姚崇。他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史稱“崇善應(yīng)變以成天下之務(wù)，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宋璟一直到開元十七年(729)以右丞相退休，算是很受皇帝敬重的元老大臣。

姚崇宋璟功績赫赫，歷來都被推許為玄宗勵精圖治，善于提拔這一對好搭檔。可很少有人會注意，既然李隆基用人得力，宋璟為什么還會忽然替代姚崇，而不是兩人繼續(xù)雙劍合璧?

從睿宗復(fù)位到玄宗繼位，姚崇為李隆基登位順利居功最大。當然這是從朝廷角度說，姚崇是屬于核心大臣，也一直力保李隆基的太子地位(從李隆基自己東宮團隊，一般認為貢獻最大的是劉幽求)。開元前四年，清除多余冗職，興利除弊：如裁汰佛寺的舉動受到爭議，當時俗者多達萬余人，這是因為姚崇重視農(nóng)業(yè)，鼓勵更多人力從事生產(chǎn)，作為宰相以興農(nóng)為本，也可以算是非常盡職盡責。

為何姚崇會如此?開元四年(716)，發(fā)生一場歷史上有名的蝗蟲災(zāi)害。本來發(fā)起在今天山東境內(nèi)，后來擴散到河北、河南，民間百姓無知無識，認為蝗蟲不能捕殺，個別鄉(xiāng)村還認為這是“奇觀”，居然有人還焚香禱告膜拜，所以導(dǎo)致蟲災(zāi)不斷蔓延。

姚崇處在中書令位上，選擇用火把、火堆焚燒驅(qū)趕，挖坑掩埋，還讓御史到民間指揮教導(dǎo)百姓滅蟲。引發(fā)朝野議論紛紛，姚崇勸皇帝堅定意志，他是一個有魄力的宰相，又是幾朝元老，李隆基不得不敬重，尤其姚崇在一些問題上敢于反駁李隆基，好比朝廷調(diào)整一些官職任用，對于一些事情處理意見，姚崇多次勸皇帝放手不管，建議把下層官員的任用權(quán)限交給宰相。李隆基盡管要給姚崇面子，但實際是非常讓皇帝焦慮的事情。

紀念姚崇的祠堂

由于姚崇地位功勞很大，本來沒有辦法輕易挪開姚崇，湊巧他的兒子姚彝、姚異很貪婪，仗著姚崇袒護，漸漸有官員反映姚崇縱容兒子。有一點很奇怪，史書留下名字的三個兒子讀音都一樣——姚彝、姚異還有一個姚弈，就連姚崇的父親也是姚懿，他們一家人像是和yi這個音杠上了。

例如史書指明張說與姚崇關(guān)系不和睦，互相都看不慣。據(jù)說張說在姚崇為相期間，為了保住官位走岐王李范的門路。姚崇在一次退朝后借口有足疾暗示皇帝：“岐王是陛下愛弟，張說是朝中輔臣，他秘密出入岐王家中，恐怕岐王要為張說所誤，所以我很擔憂?！碧菩趯堈f貶到相州，還有劉幽求、鐘紹京等一干當初參與過支持李隆基秘密行動的全被驅(qū)逐。姚崇為了肅清功臣干擾朝局，可謂費盡心機，就連自己最早舉薦的宰相之一魏知古，也被借故調(diào)到東都洛陽。

姚崇膽敢如此魄力，除了能力之外，自然還有性格因素。姚崇出身武將世家，以史書所記，他們姚家來自南朝，先祖姚綱、姚宣業(yè)為陳國征東將軍。曾祖姚安仁為隋朝青州、汾州二州刺史，祖父姚祥為懷州長史兼檢校函谷關(guān)都尉，父親姚懿在李世民打敗王世充的洛陽之戰(zhàn)中，勸說陜州(姚家從江南故鄉(xiāng)吳興遷居中原陜州，今河南陜縣)將領(lǐng)投靠了唐朝，獲得李淵和李世民的嘉獎。

姚崇雖然是文職官員，畢竟身上流淌的是武人世家的血脈，據(jù)說姚崇從小也練過武藝，還經(jīng)常打獵，足見其個性。所以玄宗繼位還沒有正式任命人選，他就敢于向皇帝拋出所謂“十事書”，李隆基大吃一驚，上面說的全是宰相的見識，這個位子他是志在必得啊。

如此種種可以想見，為什么才短短幾年，姚崇為皇帝大刀闊斧整頓局面，開辟盛世之風氣，可也樹立不少對他不滿的對頭，加上自身做事頗有瑕疵，最終就被宋璟替換。

和姚崇不對路的張說，小姚崇十八歲，小宋璟也有六歲。他在武后、中宗時雖沒有做到宰相，但社會名聲卻很高。尤其張說不受張易之兄弟收買，面對武后責問，甘愿受貶也不肯陷害魏元忠的一腔正直，很受朝野欣賞，這一點早被李旦記在心里。

睿宗復(fù)位以后，就讓張說到太子李隆基身邊當侍讀，同時加拜為宰相，負責修史。因為有服務(wù)東宮這層背景，張說在推動李隆基監(jiān)國，睿宗退位的環(huán)節(jié)起到重要一步。太平公主當時得勢，李隆基為了穩(wěn)定大局不得不讓姚崇主事，但同時心里也有意讓張說為宰相，所以成了姚崇的眼中釘，多番被排擠，兩人的恩怨來自于此。

蘇颋與姚崇搭檔，張說并不甘心，抬出與蘇颋父親蘇瑰(蘇家是西魏名臣蘇綽、蘇威后人，也是擁戴李旦的重要大臣)的關(guān)系，打動蘇颋向皇帝吹風，從荊州調(diào)到幽州，張說在邊事方面反而立功，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入宰相行列。

開元九年到十年，張說負責了一件大事，再一次遷居大量邊民安置，一次就遷徙降戶五萬多人，可見《舊唐書·張說傳》。唐朝前期邊疆有鎮(zhèn)兵六十多萬，張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眾”為由奏請裁二十萬人，讓他們回鄉(xiāng)種地。原本也是重視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也為大批軍卒能夠還鄉(xiāng)返家做一件大好事，沒想到這反而成為天寶以后出現(xiàn)危機的一大根源。

唐玄宗畫像

開元十一年(723)，張說回長安拜為中書令，可時間也不長?？偟膩碚f，張說與姚崇的不和，可能問題在于他們有些方面很相似，兩人和同僚關(guān)系都不大和睦?！顿Y治通鑒》記載，崔隱甫、宇文融和御史中丞李林甫后來一起指張說勾引術(shù)士占星、徇私舞弊、收受賄賂?；实勖辞着c崔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等在御史臺審訊，結(jié)果大多屬實。

張說的哥哥張光來宮中向玄宗鳴冤，皇帝感念張說畢竟是東宮舊人，讓高力士去探視，最后只罷免中書令，讓張說在集賢院負責修史編書，到開元十五年退休。幾年后病重時，玄宗每天派人去看望，還親自給張說寫藥方，開元十九年(731)病故，年六十四，玄宗親自寫神道碑予以紀念，可見和張說的關(guān)系。

張九齡是四大名相最小的一個，比張說還小四歲。其實也在武周長安二年就登進士第，起初到秘書省任校書郎，幾年里無所作為。睿宗復(fù)位，李隆基為太子，才啟用張九齡為右拾遺，姚崇為相對他的諫言不感興趣，例如希望宰相可以“遠諂躁，進純厚”。開元四年，張九齡被趕出朝廷，在回嶺南途中過大庾嶺，深感交通不便，嚴重影響嶺南與內(nèi)地來往，請示朝廷開辟道路。

這一建議得到朝廷批準，他趁冬季農(nóng)閑時征集民夫，親自到現(xiàn)場踏勘，指揮開路施工。大庾嶺并非完全沒有道路，但這一條驛道全長十幾公里，從嶺南的韶州通往贛州，路寬5-7米，路兩旁遍植松樹。路修成之后，唐代廣州港口聚集的海外商貿(mào)物資就可通往內(nèi)地，南方海上絲路的交通就此達成，張九齡專門撰寫了《開鑿大庾嶺路序》。

張說一度在外放為官時就看過張九齡的詩文，非常欣賞，回長安出任中書令以后就提升張九齡為中書舍人。開元十四年，張說被宇文融、李林甫等參劾，張九齡也受牽連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五年后才再回京師，擢秘書少監(jiān)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

這時，張九齡開始奉旨代撰敕文，幾乎信手拈來，深受皇帝倚重。在張九齡的文集中，代皇帝起草敕文多達114篇。開元二十年(732)，當時五十五歲，張九齡已經(jīng)開始申請退休。但皇帝離不開他，根本不放，只把他弟弟張九皋、張九章就近家鄉(xiāng)封官以便照顧老母。

張九齡算是開元時代最后一個賢相，但和幾個前輩一樣，同樣時間并不長，三年后，雖然張九齡還在位，牛仙客通過李林甫的舉薦開始“知政事”，皇帝已經(jīng)對張九齡的諫言不耐煩，開始讓其他人分擔張九齡的工作。

開元時期的唐朝有多么繁榮昌盛已經(jīng)無需筆者一一多言，就像托老的一句俗話“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好的歷史階段原因總體都有一些共同點。但是某個歷史時期出了問題，卻往往不是歸納兩句皇帝任用小人壞人，昏庸無能可以概括，尤其像唐玄宗李隆基這樣明明是一個非常聰明、才華出眾的皇帝，如何會變得那么糟糕?更不能簡單歸為這種情況。

事實上開元盛世之中已經(jīng)存在一些問題?；实垓滖孀詽M，好大喜功的心態(tài)已經(jīng)伴隨繁榮強盛顯得很突出。張九齡出任宰相，多次希望以“王道”替代“霸道”，提醒皇帝居安思危，強調(diào)保民育人，反對窮兵黷武;主張省刑罰，薄征徭，扶持農(nóng)桑;堅持整肅吏治，選賢擇能，主要用意自然是竭力維護“開元盛世”。

但當時武惠妃設(shè)計要圖謀太子李瑛(為東宮妃子趙氏所生)，命宮中官奴游說張九齡，他為此據(jù)理抗爭，用歷史上驪姬、江充、賈南風與獨孤皇后等故事勸諫玄宗，皇帝一時沒有采取行動，不久張九齡被一個舉薦大臣不當?shù)拿x調(diào)去荊州，三年后病故，這時已經(jīng)是開元二十八年，大唐盛世漸漸快到尾聲。

開元時期的確以四大名相的功績最為顯著，也各自有所長與用處，一起推動了開元盛世局面，總體來說，姚崇宋璟打下農(nóng)本基礎(chǔ)，同時提倡法治，整肅吏治;張說和張九齡相對在文治方面更有成績，同時張說調(diào)整軍事制度，而張九齡后來在貫徹儒家寬仁思想方面做了努力。

影視劇中武惠妃形象

正如筆者所提示，事實上他們四人實際負責都只有短短數(shù)年，以開元盛世的二十多年里，李隆基確立的宰相班底，并不只重用他們四人，其他宰相同樣也不少。

如果仔細觀察，真正在宰相位上比較穩(wěn)定的反而不是四大名相，相對冷門的是源乾曜(源氏不是漢人，而是鮮卑改的漢姓，以《宰相世系表》指，由南涼國主禿發(fā)氏投奔北魏，因禿發(fā)和拓跋是同源，所以拓跋改元氏，而禿發(fā)就改為源氏)，也是進士出身。

睿宗景云和玄宗開元初期，源乾曜做姚崇屬下，一度出任京兆尹，把京畿地區(qū)治理的很好，然后提拔為宰相。從開元八年到開元十七年，因他辦事得當，開啟宰相享有封邑的先例，可見源乾曜在玄宗眼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源乾曜出身鮮卑士族，在一些研究者眼中代表北朝以來的關(guān)隴勛貴，好比他的兒子源潔與號稱宗室出身的李林甫關(guān)系就很密切。

另外，蘇颋本就是睿宗宰相蘇瑰的兒子，又有極好的文才。姚崇被撤下以后，蘇颋接著與宋璟搭檔，為維系開元盛世盡過一份力量。從開元四年到九年，他任宰相四年多，之后調(diào)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巡視巴蜀各地，做了許多推動西南發(fā)展的實事，由于家世顯赫，他襲爵許國公，在文才方面也與張說并稱，號稱燕許手筆。

還有張嘉貞是過渡階段的宰相。張嘉貞也是武后時明經(jīng)科出身，武則天親自面試過的人才，提拔為監(jiān)察御史。玄宗讓張嘉貞接替宋璟和蘇颋，還升為中書令，還把他弟弟張嘉佑提升金吾大將軍，兄弟二人一時榮寵無比。

實際上，張嘉貞繼承宋璟整肅吏治的風格，主張嚴刑峻法，他向皇帝建議實施廷杖。例如王均為求官，送張嘉貞豪宅被揭發(fā)，皇帝十分氣憤，但張嘉貞害怕事情敗露，讓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盡快將其杖斃，把罪責推給手下，使二人遭到貶黜。

之后秘書監(jiān)姜皎(此人是皇帝心腹)獲罪被廷杖，傷重而死。廣州都督裴伷先也因罪下獄，張嘉貞又要廷杖。張說出來反對，兩人矛盾十分突出。張說本是名臣，但張嘉貞占據(jù)中書令，高出張說一頭，志得意滿，張說很有意見。后來張嘉貞兄弟問題被曝光，張說勸他服罪，然后自己接替中書令，張嘉貞調(diào)為幽州刺史。開元十二年(724)，皇帝在中書省設(shè)宴，張嘉貞接任戶部尚書出席，《新唐書》稱他在席間趁酒謾罵張說(指責哄騙其服罪，然后升中書令)，源乾曜與王晙(也是宰相)搶著出來排解才將張嘉貞勸走。

另外杜暹也是少見以邊功入朝為相，開元四年，十二年，他兩次前往安西都護府，成功阻止過一次于闐王聯(lián)絡(luò)小邦滋擾的事情，杜暹受西北各部族愛戴，因此升為宰相，但他和李元纮兩人關(guān)系不和，一同被罷免。

另一個有邊功的宰相可算蕭嵩。早年受姚崇賞識，從尚書左丞到兵部侍郎。開元十五年(727)吐蕃騷擾河西，蕭嵩升兵部尚書領(lǐng)河西節(jié)度使，判涼州事，將裴寬、郭虛己、牛仙客招至幕府，任命建康軍使張守珪為瓜州刺史，安定河隴地區(qū)。以此功勞升宰相，跟著升中書令，封徐國公，兒子蕭衡招為駙馬，玄宗見蕭嵩夫人往往直呼親家母，關(guān)系十分親近。他提拔的張守珪也成為北邊重要的大將，出任幽州節(jié)度使。

蕭嵩和源乾曜一樣，前后也任用達十年，偏偏張守珪在地方行為不檢，為了掩飾敗績而賄賂監(jiān)察地方的內(nèi)侍牛仙童(《舊唐書》稱遭下令凌遲處死，號稱史上第一個遭凌遲的人)，結(jié)果被李林甫掌握揭發(fā)，蕭嵩受牽連罷免，但晚年過得還算滋潤。

通觀這一系列開元宰相的經(jīng)歷，多少可以看到，唐玄宗對宰相這一位置的人事安排非常謹慎，基本是多人輪番替換，真正在位能長達十年的如源乾曜和蕭嵩，反而不一定是成績最突出，盡管他們本身品質(zhì)還算靠得住。能力比較強的人，與同僚容易發(fā)生摩擦，像姚崇、張說可算是典型，差一些的張嘉貞、杜暹和李元纮等等也都互相鬧別扭。

玄宗李隆基在武則天的制度基礎(chǔ)上再次對宰相進行了一番調(diào)整，也是唐朝前期最后的定型，同時由幾位宰相之間基本劃分權(quán)限，哪怕當了中書令，也沒有真正一個人說了算。好像姚崇、宋璟當時都需要通力合作，配合得好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搭檔不給力，或者鬧矛盾，帶來的影響就很糟糕。

李隆基不是不知道宰相班子存在的問題，為了調(diào)動三省官員的積極性，皇帝也做了許多努力。之所以設(shè)立多個宰相，也為了分別從尚書省、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官員中提拔宰相，盡量使三省可以共同發(fā)力，但本質(zhì)上畢竟皇帝不愿意某一個宰相及其背后官僚團隊勢力獨大。

好比最得力的姚崇，多次希望皇帝只管大事，把一般事務(wù)和下級官員的任免直接放手交給宰相決定(可見吳宗國等學者在唐朝宰相制度變化方面的研究)，李隆基雖然敬重姚崇，但內(nèi)心是很惶恐的，所以姚崇沒當多久就被換掉了，李隆基任用宰相是很多的，他在不同時期信任的人也是不一樣的。

他以中書省為主打，尤其開元二十一年(733)將政事堂改中書門下，然后分為五房分別負責不同事務(wù)，如兵房、戶房、吏房是單獨的，然后刑禮為一房，另有中樞房，基本囊括六部事務(wù)，完全將尚書省地位下降在三省之末，連宰相用印都改刻為中書門下印，相當于去除之前尚書仆射的宰相地位，僅僅成為名義上的尊重了，即使享有宰相待遇，參與議事也都沒有多少話語權(quán)了。

再有，儲備集賢院等文才優(yōu)秀的人士，算是后來所謂翰林學士分化宰相職權(quán)的一大征兆，從開元二十六年為一個標志。但玄宗畢竟還沒有給文士多少實際重用，頂多為皇帝和宰輔大臣起草文書，例如張說、張九齡、韓休這些宰相原本都是文才出眾。

不過，畢竟一切現(xiàn)象都是從制度發(fā)端的，一個契機是后來肅宗李亨在靈武奪位，因為地方簡陋，所有詔命基本都有翰林學士起草，而皇帝把翰林學士從顧問性質(zhì)漸漸推動成為議事決議的一份子了;第二個契機是德宗涇源之變，也是逃亡在興元府，特別倚重翰林學士出身的陸贄，之后任命宰相也就特別傾向信賴這些身邊的文學人士，如此一來，翰林學士的地位在唐朝后期就完全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