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知秀網(wǎng)小編給大家?guī)砦鳚h的官員選舉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知秀網(wǎng)小編一起看一看。

漢初，西漢官員的選官制度主要依靠“任子”和“貲選”制。

“任子”是漢初選官、任官時一項最重要的制度，被明確于西漢的律法條文之上，《漢書.哀帝紀(jì)》載:“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顏師古注:“應(yīng)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chǎn)若子一人為郎?！辈灰缘逻x，故除之?！握?，保也?！?/p>

“任子”是西漢二千石以上官員專屬的一項特權(quán)，始于文帝時期，“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史記.袁盎傳》)，這是西漢關(guān)于“任子”為官的一條最早的記載。

“任子令者，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chǎn)若子一人為郎”就是說官秩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只要任職滿三年，皆可推薦子孫一人為官，在這之中朝廷不問子弟德行、才干如何，只要推薦就能直接被選為“郎官”。當(dāng)然如果是功勞特別卓著的文官武將或是皇親國戚，他們可薦舉子孫兩人或數(shù)人以上為“郎官”，如平陵侯蘇建，他三個兒子都因“任子”得“郎官”職，再如武陽侯史丹，他的九個兒子也都因“任子”相繼得“郎官”職。

“郎官”就是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官職的統(tǒng)稱，漢時“郎官”屬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勛)，主要職責(zé)就是“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漢書.百官公卿表》)，亦也作為皇帝的顧問。因郎官多是天子的近臣，所以極易得到皇帝的寵信，因此非常容易獲得高位，如武帝朝丞相田蚡，他就是“郎官”出身。

當(dāng)然大多數(shù)依靠“任子”的“郎官”職的貴族子弟，若想獲得正式的官職，還得需要進行考核，當(dāng)時“郎署”每年都會對“郎官”進行考核，考核優(yōu)異者大多可直接出任地方縣令、長(《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之職，或是升任更高的職務(wù)，如武帝時期，李廣之子李椒因“任子”得郎官，后考核優(yōu)異就直接升任代郡太守，成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

因漢初郡太守、九卿有不少都是由“郎官”升上去的，因此當(dāng)時“任子”可以說是二千石以上官員子弟入仕做高官的最快捷徑。

“貲選”是文景時期所推出的一項面向全國的選官制度，如果說“任子”是貴族子弟入仕的最快捷徑，那么“貲選”就是地方富豪子弟入仕的最快捷徑。

“貲”通“資”，意指財貨、資財，所謂的“貲選”就是憑財產(chǎn)多少來做官，漢初除有市籍的商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犯貪污罪的小吏)外，只要滿足相應(yīng)的財產(chǎn)條件，然后向政府繳納一定數(shù)量的錢財，就能有做官的資格。如文帝時期廷尉張釋之就是靠“貲選”入仕為“騎郎”(《漢書.張釋之傳》載:“以訾為騎郎，事文帝”)，然后逐漸做到了九卿之位。再如景帝時期司馬相如也是靠“貲選”入仕為“武騎常侍”(《漢書.司馬相如傳》載:“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漢初，需資財達十萬錢才可任“郎官”，而后因景帝認為“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宦，無貲又不得宦，朕甚愍之?！?《漢書.景帝紀(jì)》)，就是景帝認為漢初用家產(chǎn)十萬錢來限制富豪子弟為官有點苛刻，尤其對廉潔的人更是不公平，如按原規(guī)定商人有錢不得為官，廉潔的人沒錢也不能為官，這就等于是徹底的堵住了廉潔的人想為朝廷效力的道路。

所以在后元四年，景帝下詔:“貲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漢書.景帝紀(jì)》)，就是后元二年以后，只要資財達四萬錢，然后繳納少量的資產(chǎn)就可為“郎官”，借此避免讓廉潔之士不得其職，而讓貪夫久據(jù)其位，自此家產(chǎn)達四萬錢即可參加“貲選”。

當(dāng)然，相對于不問德才的“任子”，“貲選”的條件算是十分苛刻的。

首先，“貲選”者必須擁有雄厚的資產(chǎn)，顏師古言:“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為郎也”，就是說你要想“貲選”，你家就必須有錢。如此，文景時期家產(chǎn)必須達十萬或四萬錢才有“貲選”的資格，而后在做“郎官”期間，他們每年都還需要支持一定的錢財來供郎署使用(《漢書.楊惲傳》載：“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同時還得自備鞍馬、服裝、兵器等一切物品(《史記.田叔列傳》載:“其后有詔募擇衛(wèi)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服、玉具劍，欲入奏之。”)，如此當(dāng)時參加“貲選”的費用絕對是一般家庭所不能承擔(dān)的，“貲選”者必須擁有不菲的家產(chǎn)才能支撐為官時的費用。

之后，對“貲選”者，西漢也有著嚴格的身份規(guī)定，“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漢書.貢禹傳》),就是說有市籍的商人、贅婿及吏坐贓者都沒有參加“貲選”的資格。

再是，“貲選”者需才能卓越，如文景時期，通過“貲選”入仕的司馬相如、張釋之都是當(dāng)時的大才，司馬相如以一篇《子虛賦》得到武帝的賞識(《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載:“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張釋之也是以卓越的才能被看中(《漢書.張釋之傳》載:“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要想通過“貲選”入仕的，主要還得靠才能，如果你沒才，朝廷也不會用你。

所以總的說，“貲選”雖面向全國，但相對于“任子”來說卻是有著嚴格的財產(chǎn)、身份、才能等苛刻的要求，如果滿足不了這些要求，要想通過“貲選”做官幾乎是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可以說，漢初能坐到“三公九卿”高位的要嗎是家里有錢的，要嗎是家里有權(quán)的，平民百姓無任何的機會。以丞相為例，從高祖到武帝九十余年里，如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等都是開國功臣，位列“列侯”。而后來的陶青、周亞夫、劉舍等都是功臣之后，都繼承著祖上的“列侯”爵位。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漢初并沒有一套成熟的官吏選拔任用制度，當(dāng)時大多數(shù)的高位都被官僚富豪所壟斷，他們把持著漢初的朝政大權(quán)，對于貧窮子弟來說鮮有任職的機會。

而這種由功臣勛貴集團把持朝政大權(quán)的制度雖然在漢初的確有穩(wěn)固政權(quán)的作用，但是到之后勢必會影響西漢對于天下的統(tǒng)治，畢竟這種“父死子繼”的方式很容易讓大量無才無德的人進入官場，而在這些人的治理下，西漢豈能好呢?

因此到了武帝時期，雄才大略的武帝有感“任子”、“貲選”對西漢的危害性，遂開始對西漢的選官制度進行了大幅度的變革。

首先，武帝時期，武帝開始不定期的下詔“舉賢良”，要求全國各地官員向朝廷舉薦有德行、才能的人，借此從中選拔出真正對朝廷有用的大才。

前140冬十月，漢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書·武帝紀(jì)》)，就是讓三公九卿，地方郡守，諸侯替武帝薦舉全國各地的“賢良方正”(品行端正)、“直言極諫”(敢于評議時政和進諫皇帝)之士，如會稽太守嚴助就是在這次“舉賢良”中被武帝選中，然后選為中大夫(《漢書.嚴助傳》載:“郡舉賢良，對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

前134年五月，武帝又下詔全國推舉良賢人才。也就是在這一年的“舉賢良”中，誕生了對中國2000余年的封建史影響最為深遠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在“舉賢良”中針對武帝的三問而分別作答的三篇策論，這三篇策論的內(nèi)容主要有以下幾點:1)天人感應(yīng)，君權(quán)神授。2)推崇孔氏，抑黜百家。3)春秋大一統(tǒng)，尊王襄夷。4)建立太學(xué)，改革人才選撥制度，反對任子、貲選制。

“天人三策”誕生不久后，武帝就根據(jù)董仲舒所提出的意見，有針對性的開始對西漢的官員選拔、任用制度進行了全面性的改革。

前134年，武帝正式將原屬于不定期舉行的“舉賢良”變成了定期舉行的“察舉制”(《漢書.武帝紀(jì)》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自此西漢在選拔官吏上開始逐漸采用以儒術(shù)取士的“察舉制”，以才能來選撥官員，而不再單純的以權(quán)、財來作為選官的依據(jù)。

“察舉制”的主要特征就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qū)內(nèi)考察、選取人才并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jīng)過試用考核后再任命官職。自武帝開始，地方長官可以隨時向朝廷薦舉轄區(qū)內(nèi)有德有才的學(xué)子，然后由朝廷經(jīng)過考核，考核通過者即可為官，而在此過程中朝廷不問出身，地位，及財勢，一律以才學(xué)、德行為選拔要求，只要有才學(xué)，有德行，朝廷就讓你做官。

武帝時期“察舉制”分為?？坪吞乜苾纱箢??！俺？啤本褪敲磕甓紩e行的科目，武帝時期的?？瓢ㄐ⒘?、察廉等?！疤乜啤本褪遣欢ㄆ谂e行的科目，武帝時期的特科包括秀才(東漢為避光武帝劉秀諱，改“茂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明經(jīng)、明法、明陰陽災(zāi)異等。

其中“常科”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孝廉”科(前134年始設(shè))，“孝廉”指的就是“孝順父母，辦事廉正”之人?！靶⒘笨茖偾辶髦浚袆e于靠蔭庇做官的“任子”和靠錢財做官的“貲選”，“孝廉”不問出身，不問錢財，只問德行、才能，因此它被漢朝學(xué)子視為官員晉升的正途，為世人所尊崇。

從武帝開始，各郡國每年都需向朝廷舉薦孝一人，察廉一人，被舉為孝廉后，會先前往郎署做郎官，然后朝廷會在一年后對這些郎官進行考核，考核合格者就會被賜予官職，或在中央任尚書、侍御史，或在地方任縣令、長、丞。而若不合格者則會被撤換，同時薦舉者也會被懲罰，如此就可防止一些別有居心的地方官以權(quán)謀私胡亂推薦人。

而“特科”中最為重要的是就是“賢良方正”科(始于前178年，這一年文帝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史記.孝文本紀(jì)》)，“賢良方正”指的就是有才能，德行好，又正直，又敢于直言犯諫的人。漢時“賢良方正”科一般只會在災(zāi)異危難之際舉行，借此匡正帝王的過失，因此它屬“特科”，而非“?？啤?。當(dāng)時皇帝會下詔讓地方上的官員舉薦所趙轄區(qū)內(nèi)有才學(xué)、有德行，又正直的人，然后將其送往朝廷，由皇帝直接進行考核，而皇帝則會根據(jù)他才能的高低，來授予其官職。

可以說“察舉制”的出現(xiàn)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官僚富豪對于朝政大權(quán)的壟斷，雖然此時西漢朝政大權(quán)大部分依然還掌握在權(quán)貴的手中，但是自此開始，個人的社會背景、家庭出身、財富狀況不再是西漢選撥官吏的唯一依據(jù)。此時地方上只要有真才實學(xué)的，無論出身如何，無論貧窮與否，都有入朝為官的機會，如此這個時候平民與權(quán)貴開始有了一絲的公平。

當(dāng)然“察舉制”在武帝剛推行的時候其實并不順利，當(dāng)時有權(quán)力薦舉的官員對于此事并不積極，他們或是懼怕自己的子孫因此得不到官位，或是害怕舉人不當(dāng)，從而讓自己背上責(zé)任，總之就是對“薦舉”一事很不上心。

因此在“察舉制”實施的最初幾年，“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漢書.武帝紀(jì)》)這樣一年下來全國各郡國連一個人都不薦舉的情況是屢屢發(fā)生。為此，漢武帝為了杜絕此事的再次發(fā)生，前128年武帝下詔:“舉孝，不奉詔，當(dāng)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dāng)免”(《漢書.武帝紀(jì)》)，就是之后每年各郡國必須要舉薦孝廉各一人，如果沒有或治罪，或免官。

如此，在武帝利用法令來強制的在全國推行“察舉制”的做法下，“察舉制”開始成為了兩漢用來選拔官吏、任用官吏的主要制度。

之后在前124年，漢武帝在推行“察舉制”的同時，又采納了董仲舒“愿陛下興太學(xué)，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的建議，在長安置“太學(xué)”，設(shè)《易》、《書》、《詩》、《禮》、《春秋》等五經(jīng)博士，而后又在公孫弘“為博士置弟子員，學(xué)者益廣”的建議下，開始為“五經(jīng)博士”置弟子，名曰“博士弟子”。隨后全國學(xué)子無論何身份，只要有才能，通過考核就能成為“五經(jīng)博士”的弟子。

當(dāng)然武帝建立“太學(xué)”的目的可不是為了讓貧困子弟學(xué)到知識，而是為朝廷選拔人才。因此，武帝時期太學(xué)每年都會舉辦一次考試，名曰“歲試”，當(dāng)時只要“博士弟子”能夠掌握五經(jīng)中的其中一經(jīng)，然后通過這一經(jīng)的考試就可被委任官職。

“歲試”中最常用的一種考試方式就是“射策”(《漢書.儒林傳》載:“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開弟子員，社科射策，勸以官祿”)，“射策”的考法就是由主考人根據(jù)儒經(jīng)內(nèi)容提出若干問題，然后由“博士弟子”自行抽出一二道題來作答，之后主考人就根據(jù)學(xué)生的解答來定出成績，得甲等可直接在中央任“郎官”，得乙等則可獲得補吏的身份，然后分配至地方任職，當(dāng)然大多數(shù)都是作為地方官的掾?qū)?輔佐地方官治理地方的官吏)。

由此，在“察舉制”和“太學(xué)”相繼建立后，武帝一朝開始形成了一套相對完善的官員選官制度：太學(xué)的博士弟子在通過每年的“歲試”后，得乙者以補吏的身份入地方為職，然后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政績后，通過郡國的“舉賢良”進入中央為“郎官”，之后經(jīng)過一年的考查，再經(jīng)過考核后，考核合格者就會被賜予官職，或在中央任尚書、侍御史，或在地方任縣令、長、丞。而得甲者，則可直接為“郎官”，然后同被“舉賢良”者在一年后一同進行考核。

如此，在“察舉制”和“太學(xué)”的相輔相成下，武帝朝的朝堂逐漸從被功臣勛貴掌控的“功臣勛貴政府”變成了由讀書人掌控的“文官政府”。

此時，武帝朝堂雖然還存在著貴族子弟，但相對于讀書人來說已經(jīng)變成了少數(shù)。同時丞相等三公九卿的高位雖也多被功臣勛貴所掌控，但也開始出現(xiàn)了如丞相公孫弘，御史大夫兒寬、張湯、杜周，廷尉趙禹等這些由貧苦百姓或小吏中選拔上來的“三公九卿”。

可以說到了武帝時期，平民小吏集團已經(jīng)開始有了與功臣勛貴集團分庭抗禮的實力，此時西漢的朝政不再被權(quán)貴所壟斷，平民也有了執(zhí)掌朝政的機會。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xué)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shù)。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后又得吳人硃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要枚皋、濟南終軍等，并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yīng)以義理之文，大臣數(shù)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yōu)畜之，雖數(shù)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資治通鑒》)，就在武帝對西漢的選官制度進行大幅度的改革下，武帝朝出現(xiàn)了“朝廷多賢材”，“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的盛況。

如此，西漢在武帝不拘一格，惟才是舉的用人方針下，逐漸走向了強盛，此時西漢對外大破匈奴，遠征大宛，降服西域，收復(fù)南越，吞并朝鮮，對內(nèi)設(shè)中朝，行“推恩令”，建“年號”，“強漢”威名開始響徹天際。“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者，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武帝紀(jì)》)，此時無論貧富，無論出身，只要有才能，有德行，只要有為朝廷效力的心，無論是貧窮子弟，亦或是商人子弟，就都有機會出將入相。

而也就在武帝這樣的用人方針下，“漢之得人，于此為盛”(《倪寬贊》)的盛況隨之出現(xiàn)。

一時間武帝朝人才濟濟，“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zhì)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dāng)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yīng)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shù)則唐都、洛下閎，協(xié)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wèi)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jì)?！?《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此時武帝朝武有衛(wèi)青、霍去病等名將，文有公孫弘、董仲舒、兒寬、東方朔、桑弘羊等名臣，武帝因這些人才的存在，最終完成了“漢興五世，隆在建元”的壯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