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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xiàn)在翻開任何一部有關(guān)中國過往的歷史書籍，你猜一下哪些地方會一定出現(xiàn)?沒錯，那一定是包含各種風(fēng)情名字絕對不同的各種大小寺廟。說起這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寺廟，我們一直認為它只是為傳揚佛道儒學(xué)而立的。但真實的歷史告訴你我，其實真的不一定。

寺

大家都知道其實說起歷史上最有名的寺，那就是朝廷衙門大理寺，它可是從漢以后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據(jù)《漢書》載：東漢末年即公元213年，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立魏國，魏國置六卿，大理為六卿之一。其實漢制中規(guī)定諸卿的辦公機構(gòu)稱“寺”，大理的辦公機構(gòu)自然稱為“大理寺”。而在這之前，位于許都的漢朝廷立有廷尉寺。所以公元213至公元220年之間，其實中原大地位于許都的漢朝廷尉寺與位于鄴城的魏國大理寺是并存的。這就說明寺這個名稱作為官方管理機構(gòu)那時就存在了。

大理寺

我們再來看看佛教中國中歷史上最早立的寺是什么時候?大家也許都知道傳揚佛學(xué)的地方叫佛寺，宣揚仙道的地方叫道觀。而象征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地方則是廟。西晉有《譯經(jīng)記》載：公元68年洛陽城邊始興白馬佛寺。后南朝的《高僧傳》、北魏的《水經(jīng)注》和《洛陽伽藍記》以及北齊的《魏書》等都對這華夏第一佛寺作了追述。

洛陽白馬寺

就是《譯經(jīng)記》首次記載時都比白馬寺的興建年代晚了200余年，這樣的史料就很難讓人信服了。我嚴重懷疑這是不是歷史上某些人有意為之?因為作為王朝管理機構(gòu)的寺在公元213年左右才在史料文獻中正式存在。況且《譯經(jīng)記》中也承認是西晉時才改名為白馬寺的。我想這佛學(xué)教派人士完全有可能，借助朝廷寺以下的各級地方管理機構(gòu)去推廣自己的佛學(xué)。如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么他首先就要對自己佛學(xué)第一個傳揚點進行更名以揚名氣。

洛陽白馬寺

我知道這樣空說亳無意義，歷史是要講真憑實據(jù)的。在此我們就以巴蜀川渝中部地區(qū)歷史上建立的昌州歷史來說吧!據(jù)《昌州靜南志》載：公元756年安祿山爆發(fā)大規(guī)模反叛行動后，唐玄宗李隆基不得不逃往成都。唐玄宗李隆基逃到成都后就想以巴蜀天險拒叛軍安祿山。他就有在巴蜀興皇城準備東山再起的打算。當然地處平原上的成都城無險可守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帶領(lǐng)隨從緊急尋訪川渝中部地區(qū)的山川，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一塊理想的地方。

川渝中部民居

不一日玄宗李隆基就來到了今天川渝交界九龍山那個地方，他站在最大的那個龍頭山頭，望著不遠處朝著自己跪拜的八個龍頭山梁只能興嘆：只可惜只有八個龍形山頭，要是再多一個就好了。殊不知自己站的地方就是最大的龍頭呀!相傳恰好此時傳來太子肅宗已繼皇帝位。此時的玄宗一聽知道一切都不需要自己勞神了。玄宗深嘆只是可惜了這樣一個好地方。于是很快玄宗在此興九龍寺。當然九龍寺是不是真的由玄宗當年主導(dǎo)而立?這確實找不到任何史料文獻為證。

昌州九龍寺

但有史料《元和郡縣志》載玄宗一回到長安，就立馬指示資州人左拾遺李鼎祚向肅宗建立蜀中興昌州。肅宗本來對玄宗是孝順有加的，要不他就不會將玄宗從巴蜀接回長安了。所以玄宗的建議他肯定是毫無異議的，于是左拾遺李鼎祚得到肅宗的首肯后，立馬就回到蜀中開啟了相關(guān)昌州地及轄縣的劃地工作。而其昌州府衙及首先昌元府衙均同時設(shè)在九龍寺，州縣同治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當這一切準備工作全部完成后，左拾遺李鼎祚立馬就將批文報告了朝廷，唐朝廷在公元759年正月十五上元節(jié)，也就是朝廷新年上班的第一天就毫無異議的批復(fù)了。這其中也有誰都不敢駁太上皇玄宗的面子有關(guān)。

河包白馬寺

但是玄宗的面子在大唐雖然夠大，但在當時南蠻人的眼里屁都不是。所以當時昌州立立馬就遭到了南蠻人的進攻損毀。于是同年，州縣同治的昌州昌元府，不得不東遷白象寺。險防不固的白象寺也沒維持多久，就喊抵擋不住南蠻人的進攻了。最后沒辦法，昌州昌元只能在同年底分立。昌州府遷靜南境白馬寺與靜南州縣同治。但就是這樣也沒能逃過最終兩年后被南蠻人徹底損毀的命運。而再向東遷往金銀沖金銀寺的昌元縣府，也沒能逃脫厄運。公元775年昌州在大足境玉龍寺再立，同時設(shè)永川縣，由此昌州三縣變四縣。昌州新立時，靜南在白馬寺原址重建報恩寺，昌元縣府也向北遷建在古昌百合寺。后來靜南縣被裁拆，其地劃入三縣。

歷史上的昌州城

從唐以后昌元、大足及永川三縣的建制歷朝歷代都是存在的。但是奇怪的是，記載三縣縣府衙門所在地的歷史文獻均是明清新城才有記錄，以前三縣均無任何記錄，那怕曾經(jīng)的遷移痕跡都難找尋。但作為歷代地方縣志，從唐以后昌州地面上的許多寺的興廢，則是基本毫無遺漏地記了個周全。我想是不是王朝從漢時有大理寺后，全國許多地方也有許多寺在各地實施同樣的管理職責(zé)?至于在民間很少出現(xiàn)的，代表儒家王權(quán)的文廟，更是被各大地方史志排在了首位。

河包重建的報恩寺

作者史宗有巴蜀最后有話說：難道真的如我想的那樣?在明清以前，還沒有大規(guī)模興建小縣城之前，所有的基層社會管理者，均是在寺里辦公?還是本就在寺里辦公，后隨著各種小城的興起，辦公地點逐漸向城市轉(zhuǎn)移，閑置的寺就逐漸被僧人占為了傳教圣地?當然這一切只是我的推斷，一切還有待多方論證才行。(本文參考文獻有《漢書》、《舊唐書》、《譯經(jīng)記》、《元和郡縣志》、《昌州靜南志》及《榮昌縣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