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些影響，這是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是用來描述一個群體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質量的。社會資本建立在人們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尤其是那些相互不認識的人之間，這種信任反過來要求大家互相合作、互相依賴。

在農村集體的力量對個人更加重要，因此農村的大門通常是開著的，那里的人很少害怕入室搶劫，農村中人們普遍有著更強的基礎信任。

這些城市排名的標準很少是通用的，也從未真正和城市居民的感受聯(lián)系在一起，通常我們無法從中識別出自己和自己的城市。也就是說，除了高生產力或低犯罪率，我們必須還要加上一些其他因素，以使得我們的城市變成對個人來說有價值的生活空間，一個讓我們感覺有聯(lián)系的地方，這些很難反映在統(tǒng)計數據中。但是它們的影響意義并不小，相反，它們對一個城市的生活質量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這些影響，這是社會學中的一個概念，是用來描述一個群體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質量的。社會資本建立在人們之間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尤其是那些相互不認識的人之間，這種信任反過來要求大家互相合作、互相依賴。

也就是說，“社會資本”描述了人們之間相互支持的作用和可靠性，這種支持大多是非正式的，比如說可以是參加志愿活動的決心，可以是基本的互相幫助，或者對同胞的狀況和需求的特殊敏感性。當鄰居生病了不能照顧自己時，或者當女同事有問題需要有人傾聽的時候，這個系統(tǒng)就開始運行。在缺乏這種社會支持的地方，城市服務部門和城市保險事業(yè)都蓬勃發(fā)展，為此買單的是個人和社會。

在進化過程中，社交網絡對人類大腦的結構和大小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已經講過。如果社交網絡穩(wěn)定可靠，我們就會自動生出更加舒適的感覺。就城市而言，社會資本大的城市對人們更加有利，一個人際交往價值得到高度重視且擁有運行良好的支持結構的城市，其居民抵御大城市生活壓力的能力更強，他們的社會壓力更小。社會資本及與其相關的支持本身就是有效的壓力緩沖器，因為個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依靠社區(qū)的支持。

如果從城市去農村的話，我們有時能感覺到，那里的人際交往對我們來說又是另外一種價值。當我們孤身一人在鄉(xiāng)間田野遇到另外一個行人的時候，大家會打招呼，如果直接擦肩而過不吭聲也不看對方，就會覺得很奇怪，經過的地方人煙越稀少，打招呼就會顯得越熱情。在人跡罕至的地方遇到另外一個人是有些特別的，大家會團結在一起。

相反，誰要是在繁華的步行街上用同樣的熱情和所有人打招呼，人們就會覺得他是個瘋子，而且很快就會出問題。如果你自行車車胎破了，在農村有可能會更快地尋求到幫助，因為你可以不用確定對方的反應就毫無保留地跟任何人交談。但是在到處都是人的城市步行街上誰敢這樣？這個情況正符合我一個住在遙遠的普羅旺斯的藝術家朋友跟我講過的，一個人走在城市的步行街上她會感覺非常孤單，而同樣走在荒無人煙的農村地區(qū)就不會有這種感覺。是什么原因呢？

在城市里會遇到太多的人，兩個不相識的人之間相遇的價值就會比農村低。在城市環(huán)境中，你的周圍有很多人，但是如果你們私下不認識，就沒有毫無理由地相互攀談的基礎，在極端情況下你就會感覺自己在人群中很孤獨，這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在農村，個人相遇的價值更高，確保身邊為數不多的人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

總體而言，在農村集體的力量對個人更加重要，因此農村的大門通常是開著的，那里的人很少害怕入室搶劫，農村中人們普遍有著更強的基礎信任，這一點哈佛教授、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的研究已經證實過了。

他對“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做了深刻的研究，在2000年出版的書《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qū)的衰落與復興》（較短的論文版1995年已經出版）中，普特南為美國日益城市化的社會資本的衰落而惋惜，他詳細敘述了交際方式、責任心和集體精神的衰落，并在他多少有些悲觀的論文中對“社會的環(huán)境災難”提出了預警。然而他認為，除了城市化，尤其是亞城市化，也就是城市郊區(qū)的擴張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要對這種負面的發(fā)展負責。另外還包括休閑行為的數字化，它導致人們大部分的休閑時間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度過，而是一個人在電腦前度過的。

普特南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農村地區(qū)的人更樂意參加志愿活動，幫助有困難的陌生人，比如獻血。普特南說，在農村，人們能更好地學習社會意識、慷慨大方和責任心。2015年，在著名的期刊PLoSOne上發(fā)表的一篇中國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研究報道，中國農村的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更加慷慨大方，在農村度過童年的人顯示出更高的與他人分享利益的意愿。根據這一研究的闡釋，慷慨、樂于捐贈、樂于助人等行為方式隨著人與人之間地理距離的增加而增加。

有趣的是，城市和農村之間尤為突出的一個區(qū)別是對陌生人和信任比較少的人是否慷慨，從這一點來看，那些在農村長大的人比城市人更加具有社交性。中國的研究人員對此的解釋是，中國的農村居民尤其以家族、集體為導向，而且也必須這樣，相反，中國的城市人口更加注重個性和個人的發(fā)展。

海德堡高校的心理學學生在一項實驗中也發(fā)現(xiàn)，在遇到困難時農村人比城市人更樂意幫助別人。研究人員讓一個9歲的小姑娘假裝磕破膝蓋坐在路邊哭，以此比較城市和農村人的反應，在農村有30%的人會停下來提供幫助，而在城市只有7%。在城市的喧囂中，人們往往直接走過去或只是駐足觀看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這種現(xiàn)象甚至有一個名字：觀眾效應，現(xiàn)場的觀眾或目擊者越多，個人從人群中站出來提供幫助的可能性就越小，沒有人覺得自己是能完全勝任的那個，有些人害怕出丑，有些人認為自己可能提供不了好的幫助，并相信人群中可能會找到比自己更適合的人。在農村卻是另外一種情況，合作在那里至關重要，當我們作為為數不多的路人中的一個從需要幫助的人身邊走過時，我們的行為反射會更快地調到“幫助”上。

有趣的是，我們從農村人那里體驗到的慷慨大方也是由壓力引發(fā)的，只不過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杜塞爾多夫的一項研究發(fā)現(xiàn)，接受人工情緒壓力的男性，在壓力體驗之后接下來的20分鐘內變得比沒有經受壓力的受試者更加慷慨。在一項基于這個實驗的游戲中，經受過壓力的男性更愿意向社會相關人員捐贈更多自己可以支配的社會資本，沒有經受壓力的受試群體則展現(xiàn)不出這種慷慨，不過90分鐘之后，這種更加具有社交性的行為就會減少。

該怎么解釋這種現(xiàn)象呢？主要存在于海馬體和杏仁核內的皮質醇和去甲腎上腺素等應激激素的大量急劇分泌使男性在經受壓力之后的行為更加強烈地受到情緒的左右，他們試圖通過調出社交調節(jié)器重新拿回對局面的控制權，過了一會兒，機體又切換到了休息模式，調節(jié)器被收回，儲備又被重新填滿了，大約一個小時之后，前額葉皮質再次接管控制權，戰(zhàn)略性和目標導向的思維又回來了，而剩下的慷慨也就沒那么多了。

當我們處于困境時，似乎會自動依賴更明顯的社交行為和更大的幫助。然而，在壓力之下，慷慨只針對熟悉的人，面對陌生人則不會有這種行為改變，而這也是具有進化意義的：當我們陷入困境時，必須有針對性地優(yōu)先選擇我們最有指望得到幫助和支持的社會投入，這最有可能出現(xiàn)在那些我們認識而且認為我們比較重要的人中。換句話說，社會壓力會讓人在短時間內更加明顯地區(qū)分朋友和陌生人。

*本文摘自《城市與壓力》，原標題為《社會的價值》，經授權摘編；本文已加入，優(yōu)秀留言將有機會獲得（中信出版集團）一本。

根據預測，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將居住在城市里。但在城市生活的問題一直存在，城市生活的弊端越來越被人重視——噪聲污染，光污染，空氣污染，交通擁堵，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無處不在的壓力。而據世界衛(wèi)生組織估計，壓力是21世紀人類健康存在的嚴重威脅之一。

精神病學家和壓力研究專家馬茲達·阿德里在柏林夏里特醫(yī)學院多年致力于“城市壓力”課題的研究。本書中，作者指出，我們的話語體系一直將城市描述為令我們緊張并想盡快逃離的地方，城市壓力是一個很復雜的概念，它混雜有情感、經歷以及想法。在某些情況下，壓力會損害我們的精神以及身體健康，由壓力引發(fā)的抑郁癥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的常見疾病。城市對此并不能免責。作者分析了城市生活各個方面的壓力，并給出了一套城市壓力檢測方法，可以幫助讀者找到適合自己的理想城市。

如果在城市生活真的是人類的宿命，如果壓力不可回避，弄清楚城市壓力的來源，選擇適合自己壓力承受水平的城市，就是與城市和平相處的第一步。

原標題：《為什么在農村，人們更喜歡相互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