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為什么從陸地轉向海洋?絲綢之路，是古代華夏文明與西亞文明、地中海文明展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 與陸上絲綢之路相比，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時間相對較晚，直至宋朝以后才算真正繁榮起來，今天知秀網(wǎng)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西漢武帝時期，張騫開鑿西域以后，陸上絲綢之路便開始逐漸興盛起來，并自漢朝一直貫穿至唐末。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亞歐大陸之間的貿易樞紐從陸路轉向海洋的大變革呢，這就需要從唐宋之交開始，亞歐大陸的地緣亂局開始談起了。

群雄鏖戰(zhàn)，割裂陸地商貿網(wǎng)絡

陸上絲綢之路崛起于西漢，并曾在“四帝國時代”(東漢、貴霜、安息、羅馬)迎來了第一次繁榮期。只是伴隨著氣候變化、蠻族入侵、內部矛盾等問題，亞歐大陸各地緣板塊普遍進入3~5世紀的大危機、大分裂階段，商貿往來大不如前。直至公元7世紀初，大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先后崛起，并重新建立了從東亞到地中海的安全通道，陸上絲綢之路才得以進入第二次繁榮期。

事實上，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人探尋和摸索海上絲綢之路了，只不過受制于造船技術和航海經(jīng)驗，加之陸上絲綢之路的穩(wěn)定性，并未形成規(guī)模。只是，伴隨著唐朝的滅亡，這一局面開始發(fā)生了變化。在唐朝滅亡之后的半個多世紀中，中原政權五代更迭，始終難以一統(tǒng)天下、重振昔日威風。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晚唐常年的戰(zhàn)亂(安史之亂、藩鎮(zhèn)割據(jù)、吐蕃入侵等)，中原王朝逐漸失去了對河西走廊的控制，斷絕了與西域、中亞地區(qū)的直接貿易往來，從而導致東亞的政治變動開始波及中亞、西亞地區(qū)。

作為取代倭馬亞王朝，并建立起東起中亞和印度河流域、西至北非的重要王朝，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國史上一個非常關鍵和鼎盛的朝代。然而，基于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的歷史，要向長久的統(tǒng)治這樣一個跨越了數(shù)個獨立地緣板塊的國家，其難度可想而知。不同板塊之間的民眾，其習俗、語言和信仰截然不同，離心力甚劇。正是因為陸上絲綢之路的存在，才將這些不同地緣板塊的統(tǒng)治階層擰成了一個利益整體。在失去了與中原陸上直接貿易的機會以后，阿拔斯王朝隨之解體，最后萎縮成為兩河流域的地方勢力了。

不僅如此，曾經(jīng)與唐朝、阿拉伯帝國并立，幾乎囊括了整個中西歐的法蘭克帝國亦在這段時間發(fā)生分類。受到日耳曼原始氏族習俗的影響，法蘭克人向來都有分家的習慣，并于公元843年通過《凡爾登條約》促使法蘭克加洛林王朝一分為三。同時，在羅馬教廷和拜占庭帝國的積極推進下，歐洲的眾多“蠻族”(主要是指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紛紛皈依基督教，并開始建立一系列國家。眾多國家的出現(xiàn)，促使整個亞歐大陸比3~5世紀時的地緣格局還要碎片化，商貿交流進一步從陸地向海洋轉移。

經(jīng)濟重心轉移，漸行漸遠的陸上絲路

從10世紀開始，歐洲出現(xiàn)了一段不同尋常的溫暖期，即“中世紀暖期”。氣候變暖促使原先貧瘠、苦寒的中歐平原(又稱波德平原)和地中海地區(qū)一樣成為糧食產(chǎn)區(qū)。從此，農業(yè)耕種逐漸成為的生存方式。960年，波蘭正式建國，并于數(shù)年之后皈依了天主教。6年以后，德意志奧托一世南征亞平寧半島，稱意大利王，并通過加冕稱帝建立神圣羅馬帝國。自此，不論從經(jīng)濟還是政治的角度來看，歐洲的中心均發(fā)生了明顯的北移。

恰在波蘭王國建立的那一年，公元960年后周陳橋兵變，趙匡胤皇袍加身，北宋建立。從晚唐開始，中原地區(qū)的長期兵禍引發(fā)了中華文明繼晉朝永嘉之亂以后的又一輪北人南遷浪潮，江南地區(qū)獲得新一輪開發(fā)。如此，加速了華夏地區(qū)經(jīng)濟重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的轉移，同時也刺激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fā)展。由于五代十國時期，華夏社會出現(xiàn)了嚴重的武人亂政局面，加之宋太祖趙匡胤自己的上位方式，導致兩宋對武將和地方軍隊的壓制態(tài)度。也正因如此，宋朝多線作戰(zhàn)北漢南唐之時還曾出兵相助的定難軍，到了宋太宗時期發(fā)生了李家緦麻以上所有親屬全部押解入京的情況，逼反了李繼遷，為日后西夏的建立埋下了伏筆。

李繼遷反宋自立發(fā)生于公元982年，此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經(jīng)展露出繁榮的跡象，南海乃至印度洋海域的商船數(shù)量遠勝于漢唐時期。正因如此，盤踞于印度次大陸南部的朱羅王朝憑借海上貿易樞紐地位逐漸崛起，并于985年開始以海軍為基礎展開擴張。事實上，在此之前距離中國更近的三佛齊(又稱室利佛逝)已經(jīng)憑借海上貿易樞紐地位發(fā)展壯大，并成為第一個勢力覆蓋整個馬來群島的王國。只是相較于馬來群島的地緣位置，南亞次大陸的位置更能兼顧歐洲、西亞與東亞之間的貿易。

當然，經(jīng)濟重心的轉移并不代表陸上貿易被完全廢棄了，畢竟在“中世紀暖期”中逐漸適應農耕定居生活的中東歐地區(qū)，以及經(jīng)濟比重依然不容小覷的黃河流域還是需要商人進行貿易往來的。其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宋遼澶淵之盟(1004年)以后的榷場貿易和東歐“瓦希商路”的興盛，遼國和基輔羅斯均在這段時間(10世紀末~11世紀初)迅速壯大的，只不過相較于遼國的草原-陸地屬性，于988年受洗東正教的基輔羅斯已經(jīng)將“歐洲文明”延展到了波羅的海沿岸，也就更具有海洋屬性的特征了。

同樣受到“中世紀暖期”福澤的還有北日耳曼人(維京人)，其中尤其以丹麥人勢力的發(fā)展最為迅猛，丹麥人克努特大帝(兼任丹麥、挪威王位)于1014年成為首個統(tǒng)一英格蘭的國王。英格蘭經(jīng)濟的崛起和德意志、波蘭、基輔羅斯一樣，都和氣候變暖、北海-波羅的海貿易活躍有關。當然，歐洲經(jīng)濟重心北移并不意味著地中海世界在亞歐商貿網(wǎng)絡的話語權下降。自8世紀便從拜占庭帝國獲得獨立地位的威尼斯共和國(位于意大利東北部、亞得里亞海北部灣區(qū))，終于在公元1000年在佩德羅二世·奧賽羅的率領下掃蕩了附近納論廷和克羅地亞的海盜，開始了控制歐洲與黎凡特(地中海東岸的西亞地區(qū))之間商路的鼎盛階段。

邁入11世紀以后，整個亞歐大陸風云詭譎、霸主輪替，商貿交流從陸地轉向海洋的趨勢卻始終未變。東亞大陸上的北宋王朝一方面長期保持與北方草原契丹人的榷場貿易，另一方面伴隨著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擴大了對外貿易規(guī)模，宋幣外流嚴重(遼、大和國與南洋大多以宋幣為硬通貨)，加之金屬交易攜帶不便，最終經(jīng)濟崛起、但對外交流缺乏有效渠道(無法貨幣回流)的巴蜀地區(qū)，于1023年開始由富商印造發(fā)行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當時，宋朝的貨幣順著海上貿易流向占婆、室利佛逝以及朱羅王朝等地。朱羅王朝更是于1048年達到巔峰時期，治下臣民達1480萬之多，幾乎獨霸了印度洋北部貿易。再往西，與朱羅王朝交易的便是占據(jù)埃及和紅海區(qū)域的(阿拉伯)法蒂瑪王朝了，它也正是威尼斯的東方商業(yè)伙伴。

北狼南狩，游牧范圍的萎縮

隨著歐洲“中世紀暖期”的深入，到了11世紀下半葉，東歐平原(包括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河流域)也逐漸出現(xiàn)中歐平原先前出現(xiàn)的情況，越來越多的土地從貧瘠的(末世冰川作用導致的)冰磧地帶變成了降水充沛、適宜耕種的沃土。這些地區(qū)吸引著北歐維京人開始了更為瘋狂的南侵，他們的身影從波羅的海、瓦希商路，一直延伸到了大不列顛乃至地中海。這其中，作為維京人后裔的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率兵入侵英國稱王，史稱“諾曼征服”;到了1091年，維京人更是占據(jù)了地中海重鎮(zhèn)西西里島，成為抵御阿拉伯人入侵歐洲的南部屏障。

不僅是歐洲，彼時的亞洲同樣掀起了新一輪草原族群浪潮。由于遼國的興起，回鶻人的一支西遷至西域地區(qū)，并建立了高昌回鶻。自此，留守中亞的西突厥族群(喀喇汗國)被進一步向西擠壓。伴隨著大量突厥移民的遷入，統(tǒng)治伊朗高原的咖色尼王朝(波斯化的突厥奴隸軍后裔)被新建立的塞爾柱帝國(1040年)切走了西部大片疆土。及至1071年，塞爾柱重挫拜占庭，徹底占據(jù)了地中海到波斯灣的路上商路。不過，伴隨著最后一代有為君主馬利克沙于1092年的離世，塞爾柱帝國陷入了諸子紛爭、四分五裂的局面，這給了進入中世紀暖期以后崛起的西北歐君主國以機會，他們于1096年發(fā)起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前文提及遼國崛起給中亞、西亞地區(qū)造成了深刻的地緣壓力，那么更為鄰近的中原王朝自然也不能幸免，由于宋朝與西夏的戰(zhàn)爭不斷，中原幾乎完全放棄了重新開鑿陸上絲綢之路的方案。加之宋遼邊境同樣需要防備，北宋的冗兵現(xiàn)象非常明顯。另外，由于采取重文重商輕武的國策，朝廷分配地方的官員十分冗余(以便于相互監(jiān)視，防止坐大割據(jù))。冗兵、冗官、冗費加劇了朝廷財政負擔，而以官商為代表的經(jīng)濟特征又造成了宋朝貧富懸殊、土地兼并等問題。終于，公元1069年王安石決定變法改革，可惜因用人不當(出現(xiàn)排除異己情況)、奸佞作祟(青苗法被豪商劣紳利用)等原因而失敗。

北方游牧族群雖然對亞歐大陸文明造成了廣泛的沖擊，但其自身卻大多迅速向農耕-城市模式轉型。1108年法蘭西國王路易六世上位，西歐地區(qū)也他在位期間進入到了城市興起的階段。1115年，早已進入定居模式的東北女真各部被完顏氏統(tǒng)一，掀起了討伐遼國的戰(zhàn)爭，并于1125年滅亡遼國，迫使其余部西遷。從此，金朝占據(jù)東北、中原一帶，開始取代遼國與宋朝、西夏保持對峙。甚至就連長期以掠食為生的維京人，也于1130年正式建立起西西里王國諾曼王朝。就連東歐平原上，為收攏人心和實力爭奪“弗拉基米爾大公”的稱號，莫斯科大公于1147年沿河建立起了一座巨大的城池(即莫斯科)。這說明，此時的東斯拉夫族群已經(jīng)完全從畜牧模式轉型成為農耕模式了。

蒙古崛起，草原族群與陸上絲路的余暉

12世紀的亞歐大陸，不論是占據(jù)東北的金朝、盤踞于中亞西域一帶的西遼，還是占據(jù)東歐的東斯拉夫，都已經(jīng)從畜牧/游牧狀態(tài)下轉型成為定居社會，草原族群的活動范圍大為縮小，僅剩下漠北草原(蒙古高原)和南俄草原兩處區(qū)域。莫斯科城市建成的那一年(1147年)，曾經(jīng)被羅馬人蔑稱為蠻族的日耳曼國家紛紛打著捍衛(wèi)歐洲的旗幟，再度發(fā)起了對穆斯林的“圣戰(zhàn)”。這一年，哥特人收復了里斯本，它是日后葡萄牙王國的首都;這一年，法蘭西和神圣羅馬帝國發(fā)起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

相較于哥特人對伊比利亞半島的收復，教廷和西歐列國收復耶路撒冷的行動并不順利。埃及阿尤布王朝君主薩拉丁從十字軍手中再度奪走耶路撒冷，并在隨后的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中勇戰(zhàn)三王(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紅胡子”腓特烈一世、英格蘭國王“獅心王”理查和法蘭西國王菲利普)，名震四方。由于在地中海方向遭受的挫敗，條頓騎士團等德意志十字軍組織逐漸將目光投向波羅的海沿岸，而法蘭西和意大利北部城邦則組織起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卻于1204年趁拜占庭內亂之際搶劫、血洗君士坦丁堡三天，并建立拉丁帝國。這也導致日后拜占庭復國以后，其重要注意力便始終集中在(天主教)歐洲方向了。

恰在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發(fā)起之年(1189年)，漠北草原上出現(xiàn)了一位霸主，鐵木真被推舉為蒙古乞顏部可汗，這招致主要對手扎木合的記恨，并發(fā)起十三翼之戰(zhàn)。此戰(zhàn)也成為鐵木真一生所經(jīng)歷60余場戰(zhàn)爭中唯一一次失敗，此后他一路雄起，并在1206年在斡難河召開大會，被尊為“成吉思汗”。相較于亞歐大陸其他地緣板塊，漠北草原歷來氣候惡劣、人煙稀少，因而具有極強的對外擴張傾向。但與其他歷史時期不同的是，科學家通過一顆西伯利亞古松的年輪狀態(tài)，顯示出蒙古帝國崛起和擴張的12世紀末-13世紀初，草原經(jīng)歷了絕無僅有的持續(xù)降雨和溫和氣候。這促使牧草資源和馬匹等牲畜數(shù)量大增，為蒙古帝國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礎。

彼時，另一塊游牧草原區(qū)域——南俄草原，正處于庫曼-欽察聯(lián)邦(極為松散的聯(lián)盟)與克普恰克聯(lián)盟(內部分為左右兩翼)對峙的狀態(tài)。至于大陸上的其他定居文明區(qū)域，也基本處于相互制約(如金與南宋、西遼與花剌子模、歐洲與阿拉伯)、四分五裂(如東斯拉夫、南亞次大陸、青藏高原)的局面。這是因為伴隨著農耕技術和社會結構的深化，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崛起，一方面各地封建領主們割據(jù)地方的趨勢加大，另一方面缺乏陸上商路利潤支撐無法形成跨地緣板塊的強勢帝國。加上氣候變暖對漠北草原族群的利好因素，放眼13世紀的亞歐大陸竟然無人是蒙古鐵蹄的正面之敵。

伴隨著蒙古人的崛起，蒙古帝國以及后續(xù)出現(xiàn)的元朝、各大汗國成為連接亞歐大陸各地緣板塊的紐帶，陸上絲綢之路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復興。但此時海洋貿易已經(jīng)不可阻擋的開始崛起，在人類文明的交流中發(fā)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后來伴隨著明清閉關鎖國和歐洲大航海探險，海洋貿易更是成為全球秩序、經(jīng)濟體系的重要因素，直至當代高鐵技術的發(fā)展，才使得路上交通有了反超海洋交通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陸上絲綢之路興起于古代四帝國時期、后又經(jīng)歷唐朝與阿拉伯時代的再度崛起，穩(wěn)固的地緣格局確保了商貿活動的順利進行。然而伴隨著唐朝、阿拉伯帝國和法蘭克的分裂，亞歐大陸群雄鏖戰(zhàn)、烽火連天，絲綢之路逐漸從陸地轉向海洋。另外，10世紀開始歐洲和中原經(jīng)濟中心各自的轉移，也進一步拉大了陸上絲綢之路的距離。而北半球在不同時間先后發(fā)生的氣候變暖，大幅度增加了原先較為寒冷、貧瘠土地的糧食產(chǎn)量，促使東北、中東歐等地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定居化(分封建國)、城市化特征，游牧族群活動范圍大為縮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