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之前，“家長”這個詞常常只被當作名詞來使用；從那以后，美國家長們花在養(yǎng)孩子上的時間開始大致翻了一番。從此后，每一代人似乎都比前一代人更加重視養(yǎng)育孩子?，F代家長遭受養(yǎng)孩子的情感折磨和辛勞付出的事實現在已經變得司空見慣，家長們非常熟悉的建議都是在讓家長放松一下，不要那么渴求完美，還要多多原諒自己的不完美。

經濟學家布萊恩·卡普蘭（Bryan Caplan）為減輕家長心理負擔的這個建議補充了一些科學依據。他指出，雙胞胎研究暗示，在諸如未來收入、個性特征、教育程度、宗教態(tài)度和婚姻關系等很多因素方面，基因比養(yǎng)育孩子方式產生的影響更大。卡普蘭希望，這個知識應該給家長們抄捷徑的許可證：既然你能給孩子帶來的影響十分有限，為什么不花點錢把照顧孩子的事委托給他人，也無需在課外活動方面花那么大力氣，讓孩子們隨便看電視好了，放假了不用帶孩子們出去玩，放任他們在外面瘋玩好了。他們現在比從前更安全了。別讓他們踩在你身上，要使用嚴格的紀律劃定行為邊界----最終這不會有什么危害---卻可以讓你的生活容易很多。

為什么當今家長已經把養(yǎng)育孩子變成了自我折磨呢？卡普蘭認定，這是基于跟上鄰居不掉隊的同伴壓力的比拼欲望作祟的結果，他希望通過向家長們展示養(yǎng)育孩子是多么簡單而糾正這種集體錯誤，如果他們愿意放手的話：“思想錯誤能解釋家庭規(guī)模衰落的大部分原因。”

“放松一點”是如何當家長的評論中最溫和的一類了；更嚴厲的批評家們嘲諷地將現代家長的特征總結為“直升飛機”，他們事無巨細地控制孩子生活中的一切，指責我們的“嬌慣和溺愛”---過多關愛，過多保護和放縱---把孩子變成了嬌貴無比的“雪花”?？傮w的隱含意義是，如果家長能夠鼓起勇氣，運用智慧糾正“這種錯誤的養(yǎng)育孩子文化”，我們就能更幸福和健康地享受孩子的陪伴，而不是一刻也不能停息地盤旋在他們周圍，內心充滿焦慮和挫折感。

這些批評現代育兒方式的人---無論是溫和派還是嚴厲派---都讓我想起一個人，他在首次看見汽車時，要求知道馬在何處，而在再三向他保證周圍沒有馬的時候，他提出了建議，應該到哪里找馬以及要把馬拴在車的什么地方。他們似乎就是不明白育兒游戲已經發(fā)生了多么根本性的變化，而且已經再也回不到從前的狀態(tài)了。從關注程度明顯提高到焦慮程度日漸加深等很容易觀察到的變化不過是看得見的跡象而已，說明我們對育兒使命的根本教義的認識已經發(fā)生了深層次的質變。傳統(tǒng)家長的作為并不比現代家長更好，但傳統(tǒng)家長被賦予的使命與現在完全不同，而且完成起來也容易得多。

如果你想知道這個轉變的深刻性，最好擺脫那些旨在干涉現代育兒文化者，轉向求助于那些癡迷于更艱巨挑戰(zhàn)的人：如何更加準確地表達這種育兒方式。英國微型電視劇《此去經年》中有精彩的場景，女兒神經緊張地以“變性人”的身份出現在父母面前，家長已經窺探出她在谷歌上的搜索內容，準備好了表達支持的情感流露，做出如下反應：“啊，親愛的，沒有關系，我保證。你不管做出了什么選擇，我們都能完全接受?，F在看著我們，我們沒有崩潰??！有時候我們可能把事情搞得一團糟，但我們愛你，絕對愛你。我們永遠愛你。。。如果最后我們得到了可愛的兒子而不是可愛的女兒，我們照樣很開心。”

她一下子感到有些困惑，接著開始糾正父母的誤解：“不，我不是跨性別者，我是跨人機者。”她解釋說，她渴望首先以各種方式修改自己的身體以便將自我融進因特網，最終徹底擯棄肉體，將自我徹底上傳到云端：“我不想要這身臭皮囊了。”

父母的反應是震驚、憤怒和歇斯底里的大聲尖叫，這與過去多年來數不清的孩子們聽到過的經典的“壞家長”記錄并無二致，當他們在父母面前呈現出自己的真實面目，在宗教信仰、婚姻和職業(yè)選擇等方面完全偏離父母的期待時，家長們的反應就是這個樣子的。家長總是要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遭遇起來反抗的、任性而為的、不聽話的孩子，不過，他們之前從來沒有出現過---我們也是---像現在這般早已下定決心接受孩子們的任何決定。過去任何時候都不像現在這樣，家長完全沒有能力去接受在他們看來完全對立和格格不入的東西，孩子們對什么是真和善的基本理解，如果按照父母的標準來判斷，那可能是徹底的失敗。

這種轉變的后果遠遠超出了父母所能承受的壓力水平范圍。談到應該認可誰的工作的問題，這個跡象已經被顛倒過來。在20世紀90年代時，我是十多歲年輕人，看到了轉向同性戀的一種潮流。從我的先鋒視角看，很多變化似乎受到接受孩子決定的育兒方式的驅動：那些不能忍受拒絕自己孩子是同性戀者的痛苦的家長其實是拒絕了他們自己的同性戀恐懼癥。隨著接受孩子決定的育兒方式在文化上扎根，我們不知不覺地開始更多談起需要什么才能成為“好家長”，卻越來越少談其“好兒子/女兒”的美德。我們期待家長去接受孩子們的決定越多，關心孩子們是否聽話就會越少。

這反過來幫助解釋了為什么當家長從客觀上說變得越來越困難。如果你想明白為什么當家長比從前更加令人焦慮，只要考慮一下從“跨性別者”向“跨人機者”的滑動就明白了：終極而言，你不能預測孩子可能要求你接受什么；你很清楚從第一天起，意識到你自己的無知就給你當家長的決定留下了長長的陰影。

最近《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基于科學的育兒指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警告家長不要過多地贊揚孩子：不要為“稱贊上癮”推波助瀾，孩子們會強迫性地做出一些行為以便贏得贊許。文章提供的建議是如何精準地找到稱贊對象，“稱贊做事的過程而不是稱贊人”，因為“稱贊結果或稱贊人可能鼓勵孩子將焦點集中在那些東西上。她會感受到一種表現焦慮。他可能懷疑你的愛是有條件的。”而且，稱贊要真誠：“孩子能感受到什么時候你的稱贊并不真誠。”人們可能納悶誰需要讀這些東西呢？為什么不能相信家長簡單地稱贊他們認為值得稱贊的事，指責值得指責的事呢？答案在于稱贊和指責是指導孩子前進方向的方式，是要告訴他們朝著哪里走，要避免什么結果。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知道他們并不知道問題的答案，如今家長們在嬰兒睡眠到少年管理等任何事情上向科學家尋求幫助的傾向說明，他們對自己的無知有清醒的自我認識。

家長總是提及將來為自己辯護---將來你會感謝我的---家長們總是將目標放在自家孩子的幸福上面。現在與從前完全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我們從內心已經變得多么關心或者多么放縱孩子，而是我們已經把定義“幸福”是什么的工作完全交給了孩子。對于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來說，無論本能還是文化都不足以指導什么可以成為孩子可接受的行為。不是利用文化和傳統(tǒng)來確定評價孩子行為的標準，相反，現在這些標準來自被評價的對象，更具體地說來自未來，即還不存在的未來人。

傳統(tǒng)家長忙于給孩子傳遞一整套生活方式：價值觀、習慣、標準、行事做法、技能甚至工作崗位。在這個古老的畫面中，家長的角色就是給予---“傳統(tǒng)”來自傳承（tradere）“傳遞和繼承”---孩子的角色就是溫順地接受。如果我是傳統(tǒng)家長，我將嘗試給孩子傳授我的人生觀；而對于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來說，我將嘗試給孩子我沒有而且也不熟悉的東西---他的生活。

但是，育兒資源并不比從前家長更多。家長鼓勵孩子們參與的所有放學后活動都被嘲笑，除了拼命嘗試補充之外，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價值觀、標準、行事做法和技能可以剩下什么給孩子們呢。我們唯一能夠改變的是我們“給”他們的方式，所以我們逐漸讓自己的給予變得謹慎和細膩。我們充滿關注的目光圍繞在孩子周圍，嘗試哪些能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即使我們這些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致力于寬容，但我們的資源像傳統(tǒng)家長一樣受到限制：我們能夠寬容我們獨自覺得可寬容的東西。不同之處在于現在，當孩子跨越了我們的邊界紅線之后，我們不再肯定應該站在誰的一邊了。就像所有形式的自由一樣，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讓生活壓力不是變得更少而變得更多了。如果家長被從聰明智慧的權威地位降級，變成了孩子未來的臨時代言人，孩子和養(yǎng)育孩子就變成找到自己立足點的探索過程，令人十分緊張、焦慮、和頭疼。

一旦你將開關從傳統(tǒng)轉向接受，它就再也回不去了。難怪接受孩子決定的育兒方式不僅僅是當家長的風格，而是成為養(yǎng)育孩子的戰(zhàn)爭發(fā)生的背景。

請考慮虎媽蔡美兒（Amy Chua）的案例。這位虎媽的書記錄了她花在女兒音樂訓練上的大量時間和努力。蔡美兒宣稱采取“中國傳統(tǒng)的育兒方式”，但書中的細節(jié)講述了不同的故事。她不間斷地與女兒爭吵，寬容一定程度的蠻橫無禮（我聽見她們相互悄悄笑著說“她不講道理”）這與她自己宣稱的“中國傳統(tǒng)的育兒方式”要求的孝順父母和溫順聽話格格不入。

蔡美兒告訴桀驁不馴的小女兒說“我不會放棄對你的期望”?；寛蟾嬲f“露露不止一次地大聲嚷嚷‘我想讓你放棄對我的期望。’”到了需要做出決定的時候，露露“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從拉小提琴換成了打網球。蔡美兒認為，這種讓步是對其育兒哲學的背離－－－她哀嘆自己的懦弱，是向“西方育兒方式”投降－－－但實際上，這符合她一直在為自己和女兒給出的辯護。

蔡美兒的音樂訓練項目并不是旨在將女兒培養(yǎng)成音樂家；相反，音樂不過是一個工具，“用來武裝她們，賦予她們技能、工作習慣和內在信心，這些是誰也拿不走的東西。”當打網球成為更好的工具時，蔡美兒就迫不及待地適應這個變化，“給網球教練發(fā)短信詢問和咨詢訓練策略。露露根本想不到，有時候在吃早餐或者晚上說晚安的時候，我突然大聲喊叫“搖擺接球時要多旋轉”或者“側上旋發(fā)球時不要移動你的右腳”。

打網球之前和之后，蔡美兒的信息是前后一致的。她告訴女兒，“我作為家長的目標是讓你為未來做好準備－－－而不是讓你變得像我一樣。”不是辨認出讓他們?yōu)槲磥碜龊脺蕚浜妥屗麄兿衲阋粯樱菍⑦@兩者相互對立起來的事實是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的標志。另外一個標志是一種趨勢，將信心凌駕于順從之上。當你對某個人不夠熟悉，還不清楚買什么禮物更好時，你會給她們金錢；同樣，自信心和勤奮被視為必須成為“不一樣的自己”的孩子們的普遍工具，而你不知道他是誰。

沒有能夠承認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的這種革命性轉變導致蔡美兒夸大了她與“西方家長”差距的程度。這導致育兒文化的很多批評家誤解了自己的讀者。傳統(tǒng)家長是那些忙于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的人，卡普蘭的論證一直在向他們保證，很多塑造工作其實已經因為由基因完成了的。但是，對于接受孩子決定的家長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嘗試要按自己的形象塑造孩子這回事。我的孩子的DNA嚴重影響他的未來的很多方面，這個事實給我的指南很少，對我意味著的幸福對他并不一定意味著幸福。

讓當家長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困難的因素首先并不在于花費在養(yǎng)育孩子上的時間更多，甚至也不在于更加近距離地觀察孩子的痛苦－－－看著他們變得內向，竭盡全力想讓孩子們變得開心一點兒和減肥，最難的地方是養(yǎng)育孩子本身，也就是說，參與到有關他們將來的準備活動的部分。我的小兒子在春季時抵制網上上課；他非常喜歡社交活動，但是當我們試圖滿足他去見朋友的愿望時，他的回應卻是斷然拒絕，“他們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沒有這么平庸”。丈夫開始教給他歐幾里德幾何學，主要是給我們一種感受，他在學點東西。

我的二兒子更愿意出去玩，那是網上上課少數讓人開心的方面之一，我能夠在他上學的日子窺探他的表現，了解到我養(yǎng)了一個課堂參與者。但是，我也聽到他在宣稱網課中間的15分鐘休息間隙到來時，聲音中包含的輕松和開心，我看到他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沮喪地尋找一個又一個要進入的文件夾。他的時間被占得滿滿的，雖然未必能有多好的收獲。

我的大兒子一天要觀看好幾部電影－－－它們教給他的東西比老師們在屏幕上講的東西更多－－不看電影的時候，他在寫有關電影的東西：幾百頁可能幾千頁的腳本。“好家長”應該敦促他在學習上花更多時間嗎？花更多時間做戶外活動？讀書？或做別的事？好家長要限制他花在屏幕上的時間？那些研究稱贊的科學家們并沒有給我答案。

我并不認為他們能夠給出任何答案，即使他們嘗試要這么做，除非他們能回答如下問題：這次疫情之后電影還存在嗎？我在把孩子送到什么樣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他的什么才能是最有用的－－－無論對他自己還是對他人？我該如何幫助他開發(fā)這些能力？

這里的問題不是我動用紀律約束的恐懼或者我進行微管理的傾向。問題在于我的無知。和前輩們不同，我不知道作為成為好家長需要知道的東西，而那些告訴我要冷靜下來的專家也不知道答案。而唯一可能知道的那個人－－－我那長大了的孩子－－－現在還不存在呢！

譯自：Acceptance Parenting by Agnes Callard

https://thepointmag.com/examined-life/acceptance-parenting/

文|阿格尼斯·卡拉德 譯|吳萬偉

作者簡介：阿格尼斯·卡拉德（Agnes Callard），芝加哥大學哲學系副教授。1997年芝加哥大學學士，2008年伯克利哲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古代哲學和倫理學，目前是本科生教學部主任，著有《志向：生成的力量》。